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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 凯恩斯预言：在世纪末，技术会有足够的进步，像英国或美国这样的国家会实现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的目标。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是对的。在技术方面，我们完全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但是它并没有发生。相反的，技术已经被引领到尽其所能使我们工作更多的方向上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创造一些实际上毫无意义的工作机会。大量的人，尤其是欧洲和北美的人，一生都在从事他们认为不需要执行的工作。这种情况对道德和精神造成的损害是深远的。这是我们共同灵魂上的一道伤疤。然而，几乎没有人谈论它。

为什么凯恩斯承诺的乌托邦虽从未实现仍然在60年代备受期待。今天的标准说法是他没有想到消费主义的大规模增长。在更少的工作时间和更多的玩具和娱乐之间，我们一致选择了后者。凯恩斯承诺的乌托邦是理想化的，但是只需要稍微一想就知道它是不可能实现的。是的，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我们见证了各种各样的新工作和行业的创造，但很少有与寿司、iphone或高档运动鞋的生产和分销有关的。

那么这些新工作到底是什么呢？最近一份比较1910年和至2000年美国就业情况的报告给了我们一副清晰的画面（我注意到英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在上个世纪，作为家庭佣人，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工人数量急剧下降。于此同时，“专业人员，管理人员，文员，销售人员和服务人员”的人数增加了两倍，从占总就业人数的四分之一增加到四分之三。换句话说，正如预测的那样，生产性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自动化了（甚至如果你统计全球的工人数量，包括印度和中国的劳苦大众，工人数量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也没有以前高了）。

但是减少的工作时间并没有让人们自由的去追求自己的项目，乐趣，愿景和想法。我们看到不断膨胀的服务行业和政府部门，后者更甚。包括创建全新的行业，比如金融服务或者电话营销，或者公司法，学术，健康管理，人力资源和公共关系。这些数字甚至没有反映出那些为这些行业提供行政或安全支持的人。辅助行业（洗狗店，24小时披萨店）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其他人都花了很多时间为他人提供服务。

这些工作我称之为“扯淡的工作”。

就好像有人为了让我们有事可干，而创造出这些没有意义的工作。这里面隐藏了很多秘密。在资本主义中，这恰恰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当然，在老的共产主义国家比如苏联，就业被认为是一项权力和神圣的指责，政府不得不创造出很多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在苏联的商店里卖出一块肉需要三个员工）。但是，当然，这是市场竞争应该解决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根据经济理论，寻求利润的公司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把钱花在他们并不需要雇佣的工人身上。然而，这种情况却出现了。

虽然公司可能会进行无情的裁员，但裁员和人员结构变动总是落在那些实际制造，移动，修理和维护的人身上。没有人可以解释清楚，领取薪水的文员数量最终似乎增多了，越来越多的员工发现，自己和苏联的工人并没有不同，明面上的工作时间是每周40甚至50个小时，但是有效工作时间只有15小时，这和凯恩斯预测的一致，因为他们剩下的时间组织或参加励志讲座，更新他们的facebook个人页面或者下载新的电视剧。

答案显然不是经济层面的，而是道德和政治层面的。统治阶级已经发现，快乐和高效的人如果有大量空闲时间的话是很危险的（想想60年代，当这种情况开始出现时发生了什么）。而且，另一方面，工作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观念，和不愿意在醒着得大部分时间里服从某种严格的工作纪律人什么都得不到的规则，对统治阶级是非常有利的。

有一次，当我考虑到英国学术部门的行政职责似乎无止境的增加时，我想到了一个可能的地狱景象：一群人，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他们不喜欢并且不是特别擅长的任务上。他们被雇佣是因为他们是优秀的橱柜制造者，然后发现他们应该花费大量时间来煎鱼。这项任务真的不需要做--至少，只有非常有限的鱼需要煎。然而不知何故，他们都变得如此痴迷于以为他们的一些同事可能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制作橱柜，而不是公平分担煎鱼责任，以至于不久后无尽的煎坏的鱼堆积在车间里，这就是所有人真正做的事。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对我们经济道德动态的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

现在，我意识到任何这样的争论都会立即遭到反对：“你是说你的工作真正必要?到底有什么必要？你是一位人类学教授，这是必要的吗？”（事实上，很多读者都把我的工作的存在作为浪费社会支出的范例。）在一个层面上，这显然是正确的。没有社会价值的客观衡量标准。

我不会冒昧的告诉那些相信坚信自己正在为世界做出有意义贡献的人，其实他们并没有。但那些自称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的人呢？不久前，我和一个我12岁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的校友取得了联系。我惊讶的发现，在此期间，他先是成为了一名诗人，然后成为了独立摇滚乐队的主唱。我在收音机上听到过一些他的歌但是从来没有想到歌手竟然是我曾经认识的人。他显然很聪明，有创意，他的工作毫无疑问的改善了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后来，在发布了几张不成功的专辑之后，他被解约，陷入了债务之中，还有一个刚出生的女儿。用他的话说，他最终“选择了很多毫无目标的人的默认选项：法学院。” 现在，他在纽约一家著名的公司做公司律师。他是第一个承认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对世界没有任何贡献的人，并且按照他自己的估计，不应该存在。

这里有很多问题可以问，首先，我们的社会似乎对有才华的诗人音乐家的需求非常有限，但对公司法专家的需求显然是无限的。（答:如果1%的人口控制了大部分可支配财富，我们所说的“市场”反映的是他们认为有用或重要的东西，而不是其他人。）但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从事这些工作的大多数人最终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实际上，我不确定我是否见过一位不认为自己工作是毫无意义的公司律师。几乎所有上述新行业都是如此。有一整群拿着薪水的专业人士，如果你在聚会上遇到他们，并且承认你做了一些可能被认为有趣的事情(例如，人类学家)，那么他们就会想要完全避免讨论他们的工作领域(一个或另一个?)给他们几杯酒，他们就会滔滔不绝地说他们的工作是多么的毫无意义和愚蠢。

这是一种深刻的心理暴力。当一个人私底下觉得自己的工作不应该存在时，他怎么能在劳动中谈到尊严呢?它怎么能不产生一种深深的愤怒和怨恨。然而，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特殊天才，它的统治者想出了一种方法，就像炸鱼一样，确保愤怒的矛头直指那些真正开始有意义工作的人。例如:在我们的社会中，似乎有一个普遍的规则，一个人的工作越明显地有利于他人，那么他得到报酬的可能性就越小。同样，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是很难找到的，但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让你明白:如果这一整群人都消失了，会发生什么?不管是护士、收垃圾的人还是机械师，很明显，如果他们在一缕烟雾中消失，后果将是立即的和灾难性的。一个没有教师或码头工人的世界很快就会陷入困境，即使一个没有科幻小说作家或斯卡音乐家的世界也会明显变得不那么重要。目前尚不完全清楚，如果所有私人股本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说客、公关研究员、精算师、电话营销人员、法警或法律顾问都同样消失，人类将会遭受怎样的痛苦。(许多人怀疑它可能会显著改善。)然而，除了一些备受吹捧的例外(医生)之外，这条规则还出奇地适用。

更反常的是，似乎有一种广义的观点认为，事情应该是这样的。这是右翼民粹主义的秘密力量之一。你可以从小报激起人们对地铁工人在合同纠纷中使伦敦瘫痪的不满中看出:地铁工人能使伦敦瘫痪这一事实表明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是必要的，但这似乎正是令人们恼火的地方。在美国，情况就更清楚了。共和党人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他们煽动了人们对学校教师或汽车工人的不满(而不是对学校管理人员或汽车行业管理人员的不满，这些人实际上造成了问题)，原因是他们本应过高的工资和福利。就好像他们被告知‘但你得教孩子们!或制造汽车!你会有真正的工作!除此之外，你还有胆量期待中产阶级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吗?

如果有人设计了一个完全适合维持金融资本力量的工作机制，很难看出他们如何能做得更好。真正的生产性工人被无情地压榨和剥削。剩下的人则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受到普遍诅咒的、失业的阶层，另一类是基本上拿着薪水无所事事的更大阶层，其职位旨在让他们认同统治阶层(经理、行政人员等)特别是金融界的领军人物的观点和敏感性，但是同时对任何工作具有明确和不可否认的社会价值的人产生怨恨。很明显，这个系统从来没有被有意识地设计过。它是从近一个世纪的反复试验和错误中诞生的。但这是唯一的解释，为什么尽管我们有技术能力，我们却不能每天工作3-4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