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读民国文人学者大师，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大多在大学或是高中做过教师。有的人像朱自清，终身从事教育工作。有的阶段性以教书为生，如鲁迅。

他们在三尺讲台上，各具情怀，各有神采。甚至有的人也许并不算一般意义上的好教书匠，但自以其人格，学识，性情，影响了千千万万民国青年学子。

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在北大国文系兼课，不少外校学生也慕名前来听课。当时旁听过先生上课的鲁彦回忆：

“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上，总是挤坐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走道都站满了校内外的正式的非正式的学生。但当鲁迅先生一进门，立刻安静得只剩了呼吸的声音。 他讲课时既不威严也不慈和，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然而，他上课的效果却是出奇的好，教室里经常突然爆发出笑声，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

沈从文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教过写作课他的高足汪曾祺回忆沈上课的情形道：

“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 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来不说阿里斯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

沈从文常自称乡下人，他在课堂上也是一派朴实真诚的乡下人作风。

闻一多则颇有名士气，上课自是名士范儿十足。

他在联大上课，给学生讲《离骚》，开场白从来是“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 然后点上烟斗，边抽边讲。台下的学生要是会抽烟的，竟然也可以边抽烟边听课。一时间，教室里烟雾缭绕，恍如仙境。

闻一多讲中国神话，非常叫座。“他用整张的毛边纸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 不光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也来听。教室里常常满坑满谷，座无虚席。

吴宓（雨僧）先生，号称“哈佛三杰”之一，他讲《红楼梦》也很叫座，听课的学生很多，女生尤其多。他一进教室，看到有些女生站着，就马上出门，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 吴先生以身作则，听课的男士也急忙蜂拥出门去搬椅子。到所有女生都已坐下，吴先生才开始讲课。这种作派，就颇有贾宝玉的风格。

金岳霖先生是西南联大的哲学教授，他上课点名，很有特点。

金先生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 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金先生教逻辑，有个学生叫林国达，他很欣赏。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

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 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此情此境，此人此事，俨然是魏晋之遗风。

徐志摩是诗人，他在讲台上也不失诗人本色。有人曾描述：

“先生常口衔纸烟进教室，放脚于椅上或坐于书桌上讲书，在其蔼善面孔与疏朗音调中时时流露诗意之灵感，刹那间，和谐而宁静浑圆的空气，充满教室。有时使人感觉似在明月下花园中听老者讲美丽故事之神情。 他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时而用带浙江音的普通话，时而用流利的英语，真像是一团火，把每个同学的心都照亮了。……我们这批青年就好像跟着他去遨游天上人间，从而启发我们闯入文学艺术的广阔园地。”

行文至此，有些慨叹，余生也晚，不能到这些大师的课上亲聆大雅之音近百年之后，回想当时盛景，仍不禁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