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论语》当编剧，穿越到夫子的课堂”

　　1.13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有子说：“诺言符合道义才可兑现。态度谦恭符合礼节规矩，才不会遭受羞辱。所依靠的都是关系亲密的人，也就可靠了。”

　　这段话讲的是儒家的交友待人处事之道。体现了先秦儒家的灵活、中庸和亲亲之道。归根结底一个字“智”。

　　首先说“信”。

　　说实话，仔细品读一下《论语》才知道，平时所认为的很多传统观念与孔子的观点并不相符合。比如一提到“信”，头脑中出现的马上就是朗朗上口的儒家名言“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接下来可能就是更通俗更为熟知并被深深认可的几句话：言而有信、男子汉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言必信行必果……

　　可是仔细查阅一下资料，品读一下《论语》，“温良恭谦让”是《论语》中出现的，“仁义礼智信”却没有在《论语》在整体出现过，也没有被无条件认可，被孔子认可的只是“仁义礼”。后来孟子在孔子主张的“仁义礼”的基础上加了个“智”。而“信”字只不过是董仲舒给强行硬按进去的，不是孔孟之道。孔孟虽然也强调“信”，但是它的位次是明显低于“仁义礼智”的。

　　为什么信在儒家地位没有“仁义礼智”高呢？不是信不重要，也不是儒家不守信。《论语》中信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也有全面的论述。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主忠信””“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

　　儒家其实是非常重“信”的，但是与“仁义礼”的明确定位不同，“信”的操作难度太大了，一着不慎就会与“仁义礼”背道而驰。《论语》中有这样的论述：“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就是说爱好诚信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被人利用伤害。可以说非智者不能真信。因此，孟子在“仁义礼”的基础上加上一个“智”字是非常恰当的。

　　细细咂摸一下，我们对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因素的理解有很多是有失偏颇的，对儒家的认知也并不都是中正的。孔子时代的儒不是汉儒、宋儒也不是明儒，至于清，何来儒。现代社会更甭说了，虽然思想开放，言论自由各种观点层出不穷。不过有些观点看似百家争鸣，实际浮躁的很，多的是断章取义、肆意歪曲甚至是毫无底线的胡编乱造。

　　真实的儒家，是先秦时期的儒，那时的“儒”，不懦弱、不迂腐、不保守、不古板，是不折不扣的“智儒”。你要凭自己的小聪明对儒者“欺之以方”，大概率是难以得逞的。

　　儒家的观点很明确：“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如果是考虑不周或被逼、被骗许下的诺言，同时又不符合道义，那么是不必践行的。同时，夫子还给弟子们解除了相关心结；“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言必信,行必果,”是浅陋固执，还自以为理直气壮、从容不迫的见识浅薄的人干的。我们是智者，不受蛊惑。后世孟子也有论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通达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结果不可，只要合乎道义就行。

　　其实，儒家不是不重诺，要看什么诺，古人有一诺千金之说，也有重然诺而轻生死者。但是这个“诺”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这个诺必须是合宜、合仁、合大义。如果不合宜不符合“仁义”，那么就可以“背信弃义”，不过这里的“背信弃义”是为了成就大义。

　　像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承诺，付出了生命的尾生之信，是不合宜的，恐怕要被夫子大骂的。并且孔子还做过有名的“背信”之事，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无从考证典故，孔子过蒲邑，碰上公叔氏叛卫，蒲人害怕孔子去卫国告发，要扣留孔子一行。弟子公良孺勇与蒲人拼斗，蒲人恐惧，不得已以不去卫国为条件放了孔子，孔子却径往卫国。对此，子贡质疑：“盟可负邪?”可以负盟吗？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这种受到要挟不符合大义的盟约，上天是不会认可的，是可以不作数的。

　　孔子的处事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着无可无不可的灵活与变通。

　　儒家不轻诺，轻诺容易受骗和失信。

　　儒家重诺，符合大义的诺，即使危机重重也会“虽千万人吾往矣”。

　　儒家也可以假诺。遇到歹人时，为成全自己的所谓气节，宁死不屈，置自己、弟子、亲人性命与不顾的事，孔子是不会做的，为留“有用之身”以待来日，假诺也是可以许的，上天也不会怪罪。

　　儒家也可以毁诺，信悖于义，言可负也。

　　有若在这里，就是不断的告诫自己的学弟们，为人处世要充满智慧，而不是像书呆子一样死磕。

　　所以说，孔子时代的儒是“智儒”，没有愚憨酸腐呆，满满都是“智”，是“活”；是“商儒”，去无道就有道，舍小义取大义，满满都是算计，合适才干，不合适就撂挑子，是“用”。儒家的行事充满了“智”与“商”，那时的儒家是“智商”的代名词，是“活用”。

　　但是，这个真“信”的操作太难了，后世要么“愚信”，要么把这种变通当成了自己“负诺”“负义”的遮羞布。以至于读书人给人感觉，要么呆不足托，要么奸猾巧舌不敢托。这就是度的难以把握，中庸的难以企及。

　　接下来是“恭”。

　　“仁义礼智信”不是孔子所说，“温良恭谦让”却的确是《论语》主张。《论语》中多处出现关于恭的论述：“恭则不侮”、“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恭而无礼则劳”。

　　怎样算恭呢？不恭则显得粗鲁傲慢没有教养，过恭则趋于虚伪可疑，两者皆会招致不必要麻烦。具体操作关键在于合礼，即符合中庸之道。

　　“恭”是恭敬谦逊，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对人的敬。恭讲究的是真和宜。

　　“恭”是必须的。因为，一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每个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要发自内心的尊重别人。二是“恭则不侮”，对人敬就不会招致侮辱，对人的不尊重，也会导致别人的反侮。三是“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对人辞色恭谨，合乎礼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恭”要真。言不由衷和敷衍，也是对人的不恭。

　　“恭”要宜。即要有节（礼）。凡事过犹不及，不恭招致仇恨。过了就有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嫌，招致他人的轻视不齿，最终还是会导致自侮。“恭而无礼则劳”，过于注重容貌态度的端庄，却不知礼，就会出现疲劳，心累。

　　所以正确的态度是“恭而有礼”。

　　最后是依靠谁，与谁接触的问题。“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历来有“亲亲”、“亲贤”的争议。源于“亲亲”的理解，还导致了对儒家处事的一些诟病。其实，“亲亲”、“亲贤”都不矛盾，中国历来有“举贤不避亲”“举贤不避仇”的说法，这都是一种客观的态度。“举贤不避仇”中的仇，其实也是一种欲亲而不得的遗憾，本心并不想为仇。

　　“亲亲”是天性，哪个人不是感觉亲人更可靠呢？“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后背和后路只有交给亲人才放心。不过，亲人的范畴不见得就必须有血缘关系，“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事情比比皆是，战场上战友间最打动人心的称呼不是所谓“同志”，而是“兄弟”。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最终“友”都会变成亲，而中意的“贤”也会被想方设法变成亲，所以不必争议“亲亲”还是“亲贤”，两者没有多大区别。

　　《论语》都是直指人心的经典之语，向善的理解才是合理的，毕竟孔子和弟子们交流的时候，身份是师生，甚至是潜意识里的亲人。因此，他们之间交流的话，应该都是发自内心的心里话，也是教人向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