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较早地进入世俗化社会不同，欧洲人的文化生活与精神世界一直与宗教紧紧缠绕。在中世纪，文学是宗教的奴仆，宗教，通过文学实现它在现世的引导和约束。在文艺复兴时代，西方人开始在文学中挑战基督教的权威，试图走上一条反叛之路。而随着机械时代与科学时代的到来，宗教与现世一步步解离，文学中尤其是在通俗文学中的宗教形象逐渐趋于一种奇特的符号化，它象征着“神秘”、“超现实”与“迷狂”。宗教形象开始服务于文学，它是文本座下的“弄臣”，作者通过这样一套古老的符号体系戏弄读者、取悦读者、曲折地与读者交流。但在宗教形象降下神坛的时候，宗教精神的隐喻和宗教试图解决的那些终极命题依然活在文本的核心里。尼采说“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当文学已经开始玩弄宗教的时候，宗教依然在审视着文学。
斯蒂芬•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作家，大众对他的作品总是燃烧着一种异乎寻常的狂热，而文学界尤其是文艺评论界却因为其小说的通俗性和娱乐性对他的成功保持着一种谨慎的缄默。《魔女卡丽》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将小说背景放置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美国小镇，试图通过一场即将来临的毕业舞会来表现在现代美国很常见的几个社会主题：校园欺凌、家庭矛盾、社会阶级差距与物质化下的大众道德精神沦丧。出生在一个原教旨家庭的少女卡丽性格软弱封闭，她因为笨拙、肥胖和宗教狂热的母亲在校园里倍受欺辱。在家庭里，她青春期萌发的自我意识处处受原教旨教徒母亲的压抑和破坏。屈辱感和复仇的愤怒驱使拥有“心灵遥感”天赋的卡丽最终在毕业舞会上爆发，焚烧了舞会礼堂，几乎毁灭了整个小镇。
单从思想性和社会化角度，这部小说的确算不得很独特，但“卡丽复仇”情节所创造的一种“反猎巫模式”和这种模式下的基督教审判内核却成为当代西方通俗文艺作品中的经典模式。2006年，一部由电子游戏改编的美国电影《寂静岭》上映，这部获得当年青少年选择奖的电影所采用的也是“反猎巫”模式。电影中一体两面的少女的邪恶面也是借用了魔鬼的力量最终毁灭了整个小镇。
而在理解这种“反猎巫”模式之前，我们必须先搞清楚三重女巫形象：基督教中的女巫形象 历史上真实的女巫形象和“反猎巫”文本中的女巫形象。
在小说《魔女卡丽》中，当卡丽的宗教狂热派母亲第一次意识到女儿的特异能力时，就把她认定为女巫。“玛格丽特走进她的卧室，她的女儿正躺在小床上，看着悬浮在脑袋上的一只瓶子，咯咯笑着……她呜咽着：魔鬼的孩子……哦，她知道撒旦的力量，玛格丽特那时连杀了她的心都有了，你不会容忍一个女巫活着。”
基督教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一神论”宗教，在《圣经》的前身希伯来《圣经》中就已经可以看到用烈火审判异端，惩罚巫术的内容，在15到18世纪，欧洲大陆上的“猎巫运动”达到了高潮，根据剑桥大学E•斯维纳的专著《近代早期欧洲女性与性别》的研究，三百年的“猎巫运动”期间有10到20万人遭到了审判，5到10万人被处死，其中有百分之70到百分之85的人是女性。玛格丽特•L•金在其《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一书中把猎巫运动成为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有针对性的女性破坏”。而那些被判定为“女巫”的女性大多都有年老、寡居、单身、残疾等特点，简单总结就是被社会所排斥的弱势单身女性。她们在当时社会中的处境和卡丽的处境非常相似，被忽视、被排斥、被欺凌，而她们自身往往也有一些和社会大众不一样的特征，比如特异的斑疹或者残疾。
为什么在基督教中女性容易和巫术联系在一起呢？中世纪猎巫运动的兴起和经院哲学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当时的一些经院哲学家如大阿尔伯特、奥佛涅的威廉 托马斯、托马斯 阿奎那、海里斯的亚历山大等为后来的猎巫运动提供了理论框架，它主要包括了与魔鬼订立契约、与魔鬼性交以及与女巫的夜间出行等等。托马斯 阿奎那认为:“女性更容易倾向于巫术”。自十四世纪后期到十五世纪，巫术审判日益增多，大批有关巫术审判的著作问世，众多的巫术理论家都指派给女性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种趋向在多名我会的两位宗教裁判官于1486年出版的《巫术之锤》中达到了极点，他们用经院哲学派的方法系统论证了巫师主要为女性的观点，他们认为“巫师主要为女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们认为：“第一个原因是，她们更为轻信，由于魔鬼的主要目的就是去腐蚀人的信仰，所以他更愿意去攻击她们。第二个原因是，女性更容易动感情，并且更容易受无形的幽灵的影响。第三个原因是，她们的言谈不可信，由于她们在思维能力和身体方面更为薄弱一句话，所有的巫术都源于女性那永不满足的肉欲。”从中可以看出基督教认为巫术容易和女性关联的原因：
一是《圣经》本身的弱女化倾向，在创世纪的相关内容中，夏娃本身并不是一个健全的“人”而是亚当的一根肋骨，仅仅是“人”的一部分，同时亚当的堕落是受了夏娃的引诱，而夏娃是受了蛇的引诱。
二是基督教“禁欲论”的影响，认为肉欲是引发邪恶的源泉，而女性的存在是引发男性肉欲的原因，甚至认为女性就是欲望的化身，女性本身就等于肉欲。在具有宗教形象的文艺作品中，把女性形象和原始欲望相重合并不鲜见。王尔德的《莎乐美》中的莎乐美，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的爱斯梅拉达都有象征欲望的特质。
三是对女性生理和心理特征的错误认识，认为女性感性化、思维简单、能力低下、身体素质低。这一方面出于传统哲学的偏见，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女性是未完成的男人，女性在生育方面的作用是被动的，孩子只继承男人的特质。另一方面是原始社会的民间信仰对女性生理结构的神秘化对待。在《魔女卡丽》这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写到了女性的月经。开头写到卡丽月经初潮，她宗教狂热的母亲认为女 性的性征是一种罪恶“胸部不过是两个肮脏的枕头，这（经血）是撒旦带来的凶恶力量”，从没有教给她有关月经的相关常识，于是卡丽在担心自己流血至死的恐惧和周围同学的羞辱中第一次觉醒了“心灵遥感”的神秘能力。结尾写到苏 斯内尔从燃烧爆炸的小镇逃出来，她的经血顺着大腿流了下来，然后小说的高潮“毁灭之夜”结束，苏 斯内尔的经血仿佛浇熄了卡丽点燃的复仇火焰。在弗洛伊德的《性爱与文明》和《图腾与禁忌》中解释过女性月经在原始部落中的神秘地位与禁忌象征，很多原始民族把血视作生命的源泉，十分畏惧流血，也形成了流血的禁忌，它乃是“不可杀人”这样一个禁令的基础，代表着原始人对杀人狂欲的禁止和预防。凡是原始人禁忌的东西，都与恐惧有密切的联系，在原始人眼里，女性的月经、分娩、第一次性交的流血都是令人惊奇而恐惧的。而人类学家列维 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认为原始人没有能力区分主体和客体，是没有逻辑的神秘思维者，他们发现杀人、杀动物都会流血，而且失血过多就会死亡，所以看到经期的女人流血，就不由自主得觉得她们身上有致死的神秘力量。
在《巫术之锤》中描写的猎巫行为通常都以女巫被绑在火刑架上焚烧至死为结局。而《魔女卡丽》中，“女巫”卡丽却将曾经侮辱她的同学、囚禁他的母亲杀死，连带着整个小镇都燃烧成了废墟。这仿佛是猎巫故事的逆演。这种逆演具有一种“突转”和“反讽”的效果，让“女巫”来扮演“猎巫人”曾经的角色，让“邪恶”来报复另一种“邪恶”，让“恶魔的代言人”来惩治“坚定的信仰者”。
《魔女卡丽》以及很多当代通俗小说中，“女巫”已经不再是宗教中的女巫形象，而更像是历史中的女巫形象。她们在基督教中的原始邪恶光环已经被淡化甚至消解，她们从地狱和恶魔的阴影下摆脱出来，还原为在社会底层与边缘生存挣扎的女性，甚至是历史的“讨债人”，她们的征服曾经征服她们的，毁灭曾经毁灭她们的。但这种征服与毁灭并不是‘宗教征服’中所颂扬的“正义战胜邪恶”，而是一种非理智的狂乱，这并非是女王的征讨，而是女巫的报复。卡丽在杀死她母亲的时候被她母亲用切肉刀刺中，失血而死。电影《寂静岭》中的阿雷莎在烧毁小镇之后也没有获得解脱，而是被永久囚禁在精神空间的一张病床上。在“反猎巫”模式中没有哪一种暴力是正义的，所有以暴力征服他人的，最终都会被暴力吞噬。
斯蒂芬 金自己曾经坦诚，他的写作受到了艾伦坡的影响，很显然他和坡一样钟爱“毁灭”的主题，钟爱操纵读者的情绪，钟爱制造小说人物的“绝望感”。
在《魔女卡丽》里，小镇的毁灭其实是一场审判。卡丽在受到同学羞辱时内心总不断想到“审判日”的内容，她不断想着：“如果今天是审判日就好了，要是耶稣不是带着羊羔和牧羊杖，而是双手各握一块卵石冲那些哈哈大笑和暗中窃笑的人扔过去，铲除邪恶，在尖叫声中摧毁它就好了——一个可怕的血腥而正义的耶稣。要是她能成为他的剑，他的武器就好了。” 而在卡丽的家里，处处悬挂着罪人在地狱里受苦的残酷的宗教图画，惨白的基督像悬挂在墙上的最高处，俯瞰着这个阴冷沉积的家庭的一切。当卡丽开始毁灭整个小镇的时候,小说里这样写道：“她在低处的台阶上停了下来，望着镇中心涌去的人流。畜生，那就烧死他们。让这些街道充满祭生的味道，让此地成为迦博，成为痛苦的深渊。”基督教认为人生而有原罪，因此活着就是赎罪的过程，如果一个人赎了罪，那么就可以升入永生的天堂，如果没有赎罪，就会进入地狱。在基督教中，是有“末日”的概念的，现世的一切终将毁灭，在《新约》的最后一章《启示录》中预言在世界末日的时刻，耶稣基督会再次降临人间，他会让死者复生然后对所有人进行裁决，得救者可以上天堂，其他人都要下地狱。我们可以看到《魔女卡丽》在“反猎巫”模式下有着“末日审判”的精神内核，拥有特异能力的卡丽扮演着“上帝”的角色对小镇进行审判，除了对卡丽心怀愧疚想要赎罪的苏 斯内尔和曾经对卡丽报以同情的德雅尔丹小姐等人外，大部分镇上的人包括很多与卡丽素不相识的人都丧身火海。这和基督教中“赎罪得救”和“人人有罪”的价值观是内在吻合的。
其实实话来讲，《魔女卡丽》还无法被称为经典，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并没有什么独特的高明之处，但这部小说仍然在读者中广受好评，因为它的确是一部成功的类型小说，能够唤起人们的内心深处的恐怖情绪。在恐怖小说中，要创造恐怖的情绪，很重要一点是“恐怖元素”的应用与“恐怖场景”的搭建。在《魔女卡丽》里，最重要的两个恐怖场景就是卡丽的家和爆炸燃烧的小镇。而这两个场景中，作者都用到了大量的宗教形象和宗教影射。卡丽的家里有苍白的基督像，地狱惩戒的残酷宗教画和总在哀嚎和自残的狂热母亲。而爆炸燃烧的小镇上有疯狂奔跑惨叫的镇民，坠落的巨石，鞭子一样挥舞的电线和水柱，燃烧的房屋，鲜血淋漓中挣扎的伤者，这一切都影射着地狱——地狱是一个火湖。在其他的当代恐怖小说或者恐怖电影中，基督教形象也常都被作为“恐怖元素”应用，比如小说《沉默的羔羊》中克拉丽思的梦境中不断回响的羔羊的尖叫；电影《迷雾》中在结尾处当主角在绝望下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和情人之后，响起的空灵遥远的宗教圣歌；电影《黑色楼层》中象征着《神曲》中地狱层级的楼层。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人的恐惧有很多种，但所有恐惧的根源都是对死亡的恐惧。而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来自于死亡本身的不可知性。直到当下，科学技术如此发达，但死亡带给我们的很多终极疑问仍然无法解答。比如人是否有灵魂？是否存在死后的世界？人类到底会不会走向终结？我们生活的现世有没有可能毁灭？这些问题我们仍然只能从宗教中寻找答案。所以宗教元素总能引发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困惑，触发人本能中面对死亡所产生的焦虑和困惑。
尤其当宗教解释是我们在面对死亡时唯一能得到的安慰时，作者总会刻意安排一些情节让我们看穿宗教的虚伪和无力。在《魔女卡丽》里，卡丽的遗物中有这样一首诗：“耶稣在墙上望着我/可他的脸冷如石头/假如他如他所说的/爱我/为何我感觉如此孤独？”这些情节会将读者带入巨大的虚无与焦虑感当中。
黄茵在《浅析恐怖电影的核心元素》中写道：“恐怖片的故事情节往往来源于社会生活，但是却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发生了畸形和变异，使故事在日常生活中偏离了正常的轨道，给人以不确定性和无法掌控性，故事发生在正常的生活中却不断打破法律和道德底线，破坏伦理与秩序，但同时又让人背负着良心的谴责不得不向前。”当这种不可控的局面发生时，人们往往会像原始人惧怕打雷一样怀疑这些不可控实践的背后是不是有着未知的神秘力量。而我们所信赖的“上帝”纵容着这样的邪恶与不幸。就像乌克兰宗教学家在他的小说《与魔鬼的谈话》中写到的：“我们宏大的善，亦即人间的爱，同时也是重大的诱惑，能够在我们心中引发出“上帝是否软弱，是否无力，是否邪恶这样的问题。撒旦的王国不仅仅是邪恶的中世纪，在今天，恶也在不断设置陷阱，把我们拖拉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