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去日本是1998年，当时的沈阳一碗抻面两块钱，辣椒油任吃，一个鸡架最多不超过5块。
到了日本，第一站是京都，虽然不是物价最高的城市，但也足以把初出社会的我震个半死。一碗最便宜的拉面680日元，当时日元又高，基本上就是55块人民币。苹果论个儿卖，普通的200日元，偶尔有超市促销，100日元一个。
咱东北人从小吃苹果长大的，到了秋天，我们家都是一筐一筐地买。8块多的折扣苹果，简直就是人参果。
现在咱们的经济水平上来了，人民币也值钱了，到了东京都会觉得处处都便宜。而上世纪90年代末（让我装一把谢谢），日元本来面值就大，加上几十倍于我们的绝对物价，每天出门买菜感觉都是在参加数学考试。反复确认“零”的个数，还要换算成人民币，来警告自己绝对不能放进购物筐。
我在语言学校期间的日常是这样婶儿的：每周去超市集中采购一袋面包（6片），一盒鸡蛋（必须是打折的），冷冻的意面、或者炒饭，方便面（5个入袋装，绝对不能吃碗面），冷冻什锦蔬菜丁。每天早上一片面包，中午一份加热的冷冻快餐，晚上方便面煮蔬菜丁，偶尔下个蛋。吃完晚饭立刻刷牙，断绝退路。晚上8点准时上床，不随便溜达，说话控制音量，不做任何耗费体力的事儿。
水果争取每天吃一根香蕉，这点还真是幸运。香蕉是超市里最便宜的水果，一把100日元的时候也有。要知道在那个运输没那么发达的年代，东北人吃到的香蕉都是青的放好几天捂熟了的。
后来慢慢适应了，开始打工。京都又是时给（小时工资）超低的城市，我找到一份在盒饭店的工，每小时700日元。老板娘说如果我要是坐车来，就补贴单程的交通费200日元。于是我就骑自行车骑到车站附近的小区，再走过去。通常我是晚上7点到11点上工，这样每次4小时的工作，算下来时给750。然后一个人在茫茫夜色中从东山五条一路下坡骑回来，还唱着歌。
盒饭店很小，就是老板娘家的一楼，只有一个窗口对外营业。平时没什么事儿，就是固定的煮饭、切包菜丝、炸唐扬鸡块。客人来了点餐，才开始立刻做主菜，然后以最快速度装盒。把一个从来没实操过做饭的我直接培训成大厨了，日本家常菜的基础全盘掌握，火苗直窜的颠勺儿都不在话下了。有时候跟一起打工的日本女孩儿边聊天边顺手炸一个鸡块当零食吃，新鲜出炉的唐扬鸡块，说是天下第一等的美味也不为过。
下了工，可以装一盒饭一盒菜回去，我每次都把米饭压得实实的，像一块砖一样。菜只能带鸡块和包菜丝，当然不会带包菜丝回去，装满鸡块，尽量让饭盒没有空隙。回到宿舍，吃一半米饭，另一半放冰箱里，第二天用一个鸡蛋炒一下，嘿，又解决一顿。
时间长了，看到菜单上的菜式，大多数都不知道什么滋味。有时就假装听错，故意做错一份，老板娘心情好的时候会让我把那一份带回去。但是不能老出错，也要计算着程度，保持平衡，注意形象，否则容易被炒掉。
有次我终于下定决心做错了一份鳗鱼饭，当时菜单上最贵的，一千多日元呢。老板娘果然瞬间愤怒了，当场没收了鳗鱼饭，作为她自己的晚饭了。所以，我吃上鳗鱼饭，是非常非常后来的事情，真真正正自己花钱吃的。直到现在，鳗鱼饭我都只吃贵的，一整条那种，虽然很偶尔才吃一把，但是那已经成了我的一种报复社会的仪式了。
在京都生活了半年，就去东京念书了。之后因为有了奖学金，打了固定的工，逐渐开始融入了社会。
是不是人生最贫穷的阶段我不知道，只知道在京都那半年，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看了红叶，赏了樱花，还都一下子从笨手笨脚的小胖墩儿，变成了尝试规划生活、想办法活的更好的，自食其力的人。没觉得苦，也没想过跟谁抱怨，当然更没那么高尚，只能算是咱也潇洒了青春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