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客座教授（或兼职研究员）受聘于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日本一桥大学等多所高校，并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职业读书人”。在理性的经济学专业研究之余，他也阅读感性的村上春树、亦舒、马尔克斯等人的小说，还有像刘慈欣的《三体》和金宇澄的《繁花》这样的书，学术路数相当“叛逆”。
关于本书
《大国大城》出版于2016年，本书出版之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获奖无数。作者陆铭认为，中国应该发展大城市，而且北上广深这样的超特大城市，要允许老百姓自由地向这些城市迁徙。因为任何大国的存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愿意通过协调地区间的矛盾，来追求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中国政府有一个核心使命，就是把这个国家的十几亿人拢在一起，只有拢在一起才能带来人口红利，我们要享受这个红利，就必须重新安排我们的内部结构。
核心内容
对“城市病”的恐惧是许多人的心病，这本书就是一剂“心药”。作者陆铭说：“在这本书交稿的时候，我特意在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越是将历史拉长了看，我越是相信，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是普遍规律，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作者认为，只有遵循市场规律，发展大城市，才能在发展中寻找均衡。
一、特大城市人口不能通过行政手段控制
陆铭认为，一个城市的人口实际上是在不停地移进移出。越是你想留住的人，全球范围内的各大城市也都想留他。这些人会比较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我在哪儿挣得多；另一件事情是我在哪儿花费得少。按照这个逻辑，城市的公共服务提供给低收入者，实际上是有利于提高服务业从业者数量，有利于提高城市吸引力的。我们应该像欢迎高技能劳动力一样欢迎低技能劳动力，因为他们提供的低技能服务，满足了城市居民多样化的生活需求。
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具有互补性，如果限制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就会导致低技能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削弱高技能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换句话说，如果在目前的研究中，没有体现出超特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应该反思的是超特大城市存在的不利于提升生产率的制度，而不能简单地怪罪于人口数量本身。
二、“城市病”的问题出在规划、技术和管理上
为什么今天会出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缺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作为特大城市，它的许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是根据历史上预测出来的人口增长数来决定的，而历史预测的不准确性事实上大大低于实际的人口增长数。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最大的城市也必将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城市。如果不根据这个人口增长的趋势来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只会使得未来的“城市病”更加严重。
中国的超特大城市目前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按照20世纪90年代末所规划的今天的城市规模来建设的。但无一例外的，这些城市若干年前所规划的人口规模，远远低于今天事实上已经达到的人口规模。例如某座地铁站最初是按照10万人的规模设计的，结果地铁还没有开通，周围小区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了30万，由此而带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缺，这不能归罪于人口的增长，而是因为超特大城市当年的规划，没有科学、准确地预测到今天的人口增长规模。
陆铭认为，当全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时候，现在的一些超特大城市的人口不升反降是不可能的。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要科学地面对人口增长的趋势，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地治理“城市病”来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
三、本地人和外来人口是可以好好相处的
外地人来到城市，就算得不到户籍、得不到和本地人同等的公共福利，但他既然来了，就说明他一定是凭自己的本事，创造了比他拿到的工资更高的价值。
陆铭认为，让户籍和公共服务挂钩，其实是在歧视“低端”劳动力，而需要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恰恰就是他们。说实话，现在大城市里那些排斥外地人的本地人，他们的祖上也曾经都是外地人。如果一味地限制人的户籍身份，外来移民在城市里就没有归属感。当一个人没有归属感，他就会有三种动机去储蓄：一种动机是养老和预防生病，因为没有很好的社会保障覆盖；第二种动机，是人们预期未来要回老家，所以不敢买耐用消费品；第三种动机，是人们预期回到老家以后，自己的收入会下降，所以为了平滑消费，他要把自己现在挣的钱留在未来花。在这三个因素的制约下，当一个人没有本地户籍的时候，他的消费会比有本地户籍的可比对象低17%到20%。
金句
1. 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恰恰是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派生出来的。
2. 如果把人群分成不同身份并差别对待，最终对大家都不好。
3. 新移民创造的经济价值是超过这个人的社会成本的。
4. 一个没有本地户籍的人的消费力，会比有本地户籍的可比对象低17%到20%。
5. 如果纽约当年抽掉“外来青年”这个金字塔的底座，就不会有今天光彩照人的麦当娜。
撰稿：良舟
脑图：摩西
转述：于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