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

万历皇帝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万历皇帝，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实质上却既柔且弱，也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他几乎成了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制度所需要的产物。九岁登基，日复一日，他越来越感觉到生活的单调和疲劳。高处不胜寒，大抵就是如此吧。

皇室的情谊不同于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由于相互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

首辅申时行

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懂得为臣之道。蕴藉不立崖异。然而他的温和谦让，却也始终没能让他置身于政治风浪之外。

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最大的问题也是文官。文官具有双重性格: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

世间已无张居正

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帝国正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之中，它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体制上有缺健全，文官的双重性格也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

万历皇帝意识到，他名义上为天子，实际上却受制于臣民。自开国以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所以他心灰意冷，采取消极怠工。这种巨大的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可以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那么1587年丁亥，亦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限。所以说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对皇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万历的做法也使文官集团失去平衡，整个帝国走向崩溃的边缘。之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方法尚未找到。而像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条件不利，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岁月。

活着的祖宗

万历皇帝，在世之日预筑陵寝，当然不是认为自己去死不远，而是踌躇满志地感到他已经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让千秋万代后的人们崇敬，他是一个活着的祖宗。然而，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他贵为天子并且在活着的时候取得了祖宗的身份，对事实又有何补益。几百年后的今天，他带给我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海瑞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也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本朝的将领，大都不幸。也许是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本朝从洪武开始，就具有这重文轻武的趋向。武备不断废驰，军事组织不断衰退。文官们却只想要在他们的任期中保持平安无事，而将一切有关军队改造的计划束之高阁。

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不过他是英勇的军人，却不是廉洁的将领。人无完人。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但是由李贽的剖析争辩，孔孟思想的影响，朱熹和王明阳的是非长短都更加明显。他的学说一半唯物，一半唯心，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暴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走到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身败而兼名裂。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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