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帝国的分崩离析
公元1644年（即甲申年），是中华大地上风云突变、波涛迭起的一年。
从纪年来说这一年是明朝的崇祯十七年，清朝的顺治元年，对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则是永昌元年，三种纪年背后是三个逐鹿中原的政权。
甲申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大顺皇帝李自成进入北京，明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死，明朝覆亡。
此时大顺政权的势力范围包括：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包括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全境以及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方。
此时山海关外的明朝军队在平西伯吴三桂等人的带领下撤入关内，与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投降了大顺政权，这是“三姓家奴”吴三桂的第一次倒戈，因为吴三桂等的撤退，使清军将关外地区尽收囊中，此时清军已与大顺政权隔关相峙。
南方地区，张献忠的大西军在进军四川，除此之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在明朝各级官员统治之下。
这是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后全国政局状况，此处作者也对“南明史”这一概念作了界定。
虽然此时崇祯帝已死，北廷覆灭，南明朝廷尚未建立，更确切说，江淮以南地区因为信息差还不知道北廷已覆灭，对于明政府而言，从崇祯帝死到弘光帝立，这是一段无君的真空期。作者认为当以北廷的覆灭作为南明史的开端，而不是以南明弘光朝廷的建立。
当时国内矛盾以阶级矛盾为主，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打击官绅地主、保护农民阶级的利益，因而极得民心，所向无敌，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地效忠朱明王朝的官绅地主外，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明朝气数已尽，转而寄希望于大顺政权。
李自成的义军与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一样“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因天下苦秦久矣，而如今是天下苦明久矣，所以能“一夫作难而七庙隳”。
所以当世之人把明亡顺兴看作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当时上至官绅下至百姓，为了自身利益都纷纷归附大顺政权，而不可能去投靠满清政权。
这里作者引用了顾炎武《日知录》里那段著名的论述：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大顺政权取代明王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存在与否是“肉食者”们的事，与老百姓关系不大。但是满清入主中原人民被迫“被发左衽”（剃头改制），就是“亡天下”了。
相当于假如你的工作单位倒闭了，没关系，再换个单位就好了，但是若你所在的行业都不存在了，那你就不得不挣扎求存了。
此时的明政府是极其可悲的，不管是官员还是百姓都弃之如敝屣：
大顺军占领北京时，不仅“百姓欢迎”，明朝廷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
朱明皇室之失民心可见一斑，崇祯自缢时的遗言“然皆诸臣误朕”“勿伤百姓一人”，诸臣误了他没错，可他却不知道在他身死之后，他一心想要袒护的百姓都欢呼雀跃地归附了大顺政权，说到底，崇祯的死只是感动了他自己。
（二）大顺政权的失误
李自成乘着民心一路青云直上，一举推翻了明王朝二百七十七年的统治。其实无论什么年代都是流量为王，李自成顺应了时代风口被推上帝王之位，可是李自成毕竟出身于农民，在军事、尤其是政治上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李自成若想站稳脚跟，真正实现一匡天下的目的必须要有两点认识：
一是他必须要认识到由满清贵族建立的清政权是与大顺政权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应加强辽东的防务。
二是由于明朝大批文官的倒向，大顺政权必须在战略上作出调整，由原来的打击地主官绅转变为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他们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争取汉族各阶层的支持。
就财政而言，李自成应该放弃对官绅地主追赃助饷，代之以轻徭薄赋、整顿吏治。
李自成一直都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所有军饷皆是取之于官绅，从不向农民征收赋税，及至他登上帝位，依然不愿意改变这一政策。他们仍然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依然对官绅、勋贵一力打压，而没有制定赋税政策。
大顺政权吸收明朝旧官员极少，明朝整个官绅地主阶层都处于被打压的状态，于是人们失望地慨叹：“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
有人说李自成的失败是因为进京后腐化变质，最终导致“群众”不满，但作者却认为是因为大顺政权没有完成封建化的转变，才被汉族官绅勾结满洲贵族所扼杀。
刚刚定鼎的新政权完全没到腐化的程度，大顺政权的垮台不是因为他们忘了初心，而是因为他们太过纯粹一直坚守着农民义军的本性，没有及时转变为合格的封建统治者，所以才在尚未站稳脚跟时便遭遇灭顶之灾。
军事上的失误是大顺政权覆灭的直接原因，李自成问鼎北京之后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真正对手是山海关外的清军，他疏于防范，没有在北京地区集结足够兵力，而是将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河南等地，唯独没有在山海关一带派嫡系大将镇守。
李自成麻痹轻敌，认为只要招降了镇守辽东的吴三桂、黎玉田、高第等人就可高枕无忧。似乎在他看来清朝在辽东的用兵和三次深入内地都是明朝的事，大顺政权从未同清军交锋，彼此无冤无仇，可以相安无事。
这个论断既荒唐又合理，作为一个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是合格的，但若以政治家而论，李自成还是幼儿园水平。
（三）吴三桂叛变与山海关之战
吴三桂出身辽东军阀世家，他父亲吴襄和舅父祖大寿都曾任明朝总兵。后来祖大寿和吴三桂之兄吴三凤都已降清，所以吴三桂和清方关系暧昧。
明朝北廷覆亡，吴三桂夹在大顺和满清之间非常尴尬，清廷很早就开始招降吴三桂，并联合他那些已降清的家属们联合给他写信让他归顺清政府。但招了一年，吴三桂也没投降，一直到1644年三月明朝灭亡，他却带领辽东官员很快接受了大顺政权的招降。
吴三桂此举并不是因为民族气节，而是利益。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大多数人选择阵营都像在市场上选择就业岗位，与民族气节关系不大。清廷待遇丰厚，但得强迫换发型、穿丑陋的工作服，汉族政权可以不用剃发改制但薪水却少得可怜，有时候还得毁家纾难，倒贴钱上班。除此之外还要综合考虑些其它因素，比如吴三桂降顺的原因如下：
一、吴三桂认为大顺政权能一统天下，很多明朝官员都投靠了它，吴三桂觉得在大顺更利于他的职业发展；
二、大顺政权是汉族政权，不用剃发改制；
三、吴三桂的辽东军一直在与清军对峙，而与大顺军没有恩怨；
四、虽然吴三桂一些亲属在清军阵营，但他的父母等直系亲属却在大顺政权范围之内。
吴三桂的这些考量都是一个成熟的职场人所应该考虑的问题，于是吴三桂三月二十二日出发往北京接受李自成的任命，但是却在三月二十六日，行至河北玉田县的时候，突然改变了主意。
至于吴三桂为什么突然变卦，有人说是因为听说他父亲吴襄被大顺军抄家，也有人说是因爱妾陈圆圆为大顺军将领所掠，所以才“冲冠一怒为红颜”，但都不足为证。
可以肯定的是吴三桂降顺是为了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但他却在前往北京途中嗅出了与己不利的因素，人与人的战争都是心理战，每个人都像草原上机警的黄羊，见不得一丝风吹草动。
吴三桂在最后时刻率部返回山海关，背刺守将唐通，唐通率部撤退，吴三桂占领山海关。
四月十三日，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大军向山海关进发，随行的有明太子朱慈烺和吴三桂父亲吴襄等人，李自成仍希望通过君、亲之义招降吴三桂，但吴三桂之叛变如覆水，再无回旋的余地。
四月十五日，吴三桂派人携书信至多尔衮，信中吴三桂措辞严密，他以明朝孤臣自居请求清方合兵共讨大顺军，而明朝已不存在了，吴三佳信中的“裂地以酬”只是一纸空文，只是为了给他投靠清政府蒙上一层遮羞布而已。
四月二十日，山海关情势紧迫，清军于次日当晚赶到，屯兵于离关城仅二里的威远台，此时大顺军正与吴三桂、高第等激战。经过几天的观战考察，多尔衮才对吴三桂的处境和降清的诚意洞然于心，兵不厌诈，战争不仅是军事的抗衡更是心理的抗衡。
在多尔衮向吴三桂保证“我兵进关，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得惊慌”（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五）后，吴三桂为多尔衮洞开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清军便从此入关。
在清军的协助下大顺军溃败，李自成撤军后即处斩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回到北京后又杀了吴三桂家属三十四口。而吴三桂却在山海关战役一结束就率关辽军民剃发降清，多尔衮封其为平西王。
山海关战役是明清之际直接影响全国局势发展的一场关键性战役，对于明朝唱罢后谁登场起着关键性作用，很可惜，大顺政权因为其领导人的目光短浅、骄傲轻敌而导致失败，山海关战役的意义标志着：
一、大顺军的历史使命从此由推翻明王朝转变为抗清斗争；
二、清廷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三、以吴三桂为倡首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派。
（四）清军占领北京与大顺军西撤
大顺军败回北京后李自成经过斟酌决定放弃北京往西撤退，因为大顺军在北京地区不可能集中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踪而来的清军一旦开始围城，大顺政权的领导人物和败回兵将就可能成为瓮中之鳖。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举行即位典礼后，立即率部西撤，离京前吩咐人们出城避难，同时下令放火焚毁明代宫殿和各门城楼。
五月初二，多尔衮率部由朝阳门进入北京。当时北京的官绅尚不清楚吴三桂已投降清朝，纷纷传说吴三桂杀败大顺军，夺回明太子朱慈烺，即将送回北京即位，准备了皇帝的卤薄法驾出城迎接，没想到却接到了多尔衮。
想想这一幕，就很有戏剧性，更具戏剧性的是一些官员竟将错就错将多尔衮接到武英殿，拜倒在爱新觉罗皇室的脚下，更可笑的是，这些软骨头的滑稽官员才是最顶级的政治家，他们异常敏锐的政治嗅觉为他们铺就了升官发财之路。
满清虽然是异族，但却早已是成熟的政权，并与明王朝对峙多年，而大顺军一直处于征战状态从未形成稳固政权，对上层结构认识不足。
摄政王多尔衮的政治头脑显然比李自成高出几个段位，京城再次易手，清政府却不计较官员的来路与出身，不管曾是哪个党派，不管是明朝官员还是大顺官员只要归附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
明朝之孤介之傲慢，清朝之圆滑之谦卑在此可见一斑。清廷占领北京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残暴形象，他们对文武官绅招徕有方，不仅使自己迅速在畿辅以及附近地区站稳了脚跟，也为此后征服全国奠定了基础。
（五）地方官绅反大顺政权的叛乱
李自成在山海关战役的失败传开之后，原大顺统治区内的明朝官绅们又蠢蠢欲动了，因为信息差，他们并不知道满清入关，所以便打出了“擒贼复明”的旗帜。
大顺军撤入山西之后清军停止了追击，但是此时李自成又犯了重大战略性错误，他没有坐镇太原而是同刘宗敏等文官武将继续西撤，返回西安。
山西是大顺政权与清政府对峙的前线，但留守此处的军队却缺乏统一领导。
五月十日，一度投降大顺的明大同总兵姜瓖发起叛乱，并在接到多尔衮的旨令后归顺了清朝。
后唐通在晋、陕交界地区发动叛乱，八月六日清廷招降唐通，唐通与姜瓖、吴三桂等人一样都擅长于见风使舵，十月十一日他正式拜表投降清廷，唐通的叛变不仅使山西北部全沦入清方之手，而且对大顺政权的陕北防务构成了威胁。
李自成在驾驭明朝降将上犯了很多错误，归附大顺的明朝旧将几乎毫无例外地叛变投敌，而且他任人器使，没有利用嫡系大将来节制降将，结果只要风向一转就会叛乱四起，终至土崩瓦解。
作者用八个字来形容李自成——宽厚有余，警惕不足。
这也是作为农民军出身的李自成最显著的特点，是他最大的优点也是他最大的缺点，他可以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中杀出一条血路，但却缺乏识人之能，不懂得权利的游戏，更难以在乱世中担起戡乱之君的重任。
写的有点磨叽了，下一章再简略一些，不然这本书永远也看不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