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来得……不算早，对这座顽皮的城市来说。
五月的第二个星期缓缓到来，卖杂志的老头依然每天这个点儿，这个地儿，一把木凳，一个人，一份报，叼着烟卷。我很是奇怪，从前的老伴儿哪儿去了？
大学里的日子，每逢假日经过摊前，总会和老伴儿聊上几句。
(老伴儿这称呼对于上了五十的人来说，显得格外亲切，所以下文均称为老伴儿。)
“最近天儿凉，你们这儿更冷了吧！”家里人总嫌弃我不擅长交流，这也许是我唠嗑最多的对象了。
老伴儿便会满脸笑意的说：“是啊，改天让咱家老头子把棚子搭严实点儿。”老伴儿说这话时，我特意留意了她的神情，人家说老头子总是满脸埋怨，但老伴儿似乎很满足。
“阿姨，最近新闻报道，几年后，这种实体的杂志报刊亭都会取消……”
“是啊，我们在这儿做了好些年，想想这地方，也有些感情了……”老伴儿话语中明显有些伤感了，我没再继续追问，怪自己总不会接这种茬儿，连安慰的话都不敢再说。于是买完《读者》，谢过老伴儿，飞奔回家。我依稀记得回头一瞬间，老伴儿沉重的表情。报刊亭不大，正立站牌左侧，来往行人之多，生意也算不错。看着老伴儿来回在亭中踱步，我有些自责，不该提这个让人难过的事儿。
刚进大学的一年，我有些不好过，一切都因为太陌生，第一个星期总以泪洗脸，好在离家不远，于是不管多晚我都会回家。也是从这一天，我和老伴儿，和报刊亭有了接触。
我喜欢《格言》、《意林》一类杂志，高三那会儿尤其喜爱。进了大学，唯独留了《读者》，每期我都会买，每期我都会看，那时候的文学爱好都是从读者中一点点的累积。
刚来报刊亭的时候，和老伴儿并不熟，而且我也不爱拉家常，拿了书，付了钱，转身就走。日子长了，觉得大家相互也都认识了，才开始和老伴儿有所交流。
“阿姨，这个书每期都是什么时候出来呀？”我有些忐忑，主动搭腔总觉得是自己在给自己掌嘴。话一出口，脸便通红通红，然后头开始一步一步往下掉。
“书呀，每月14号，但也不一定，有时候会早点儿，有时候又会晚点儿。”老伴儿若有所思。
“那行，阿姨，可以麻烦留下您的电话吗？到时候我就直接给您电话问问。”
脸一直红着，也许老伴儿发现了，向我笑了笑，我不好意思的也笑了笑。
老伴儿最终留了号码给我，而我却一直没有拨通过这个号码。家里离这儿大约步行5分钟的路程，我要号码纯粹是因为想要和老伴儿有点儿交流。
而主动要求留号码也是第一回。
买了三年，中间偶尔间断，总有些内疚，因为我告诉老伴儿：每期的读者我都不会错过。老伴儿可能不记得这句话，而这句话却成了我心里的一道坎儿。
每次从家里出来乘车，我都会多有走20步看看老伴儿的报刊亭是否开门，后来发现，只要老伴儿的报刊亭开了门，我就觉得心安。
2015年，《读者》升级了，从原来的黑白页印刷成了彩色，于是眼前清新一亮。价格从原来的4元上涨了2元。《读者》进步了，而老伴儿依然风采。
升级版的《读者》我并没有一直追，外表过于浮华的东西，总经不起打磨，的确，它进步了，无论从封面还是内容，但我需要的东西已经不仅仅在这儿了。
临近毕业，我舍弃追了这些年的《读者》，转而爱上了《南方人物周刊》，对比之下，人物更鲜活，确切的说，更贴近生活，而不仅仅存在于虚拟的故事。
老伴儿也开始关注到我购书有变，只是微微一笑，说：“《读者》不看啦？”
“嗯——我想我找到更好的书了。”
我依然有些腼腆，谢过老伴儿，一溜烟跑掉。
2016年的冬天，报刊亭“莫名其妙”就来了个老头子，体格强健，光秃秃的脑袋，一双有神的眼睛。因为性别体态，我怯于问原来的老伴儿去哪儿了，连续好几次想问出口，拿了书，付了钱，依然扭头就走。
最终还是忍不住，翻着书页，不经意抬头问老头子，说：“请问之前的……阿姨去哪儿了？”老头子看着严肃，说实话顿挫有力，“阿姨啊！阿姨前些日子身体不舒服，感冒了，在家修养呢！”
我很想再接着问问：“阿姨——什么时候过来？”我哽咽了。谢过老头子，差点儿走错了站牌方向。
过了好些日子，依然不见老伴儿，我心想：老伴儿这感冒挺久了……
再一转眼，都已经2017年春节了，老伴儿依然不在，只是每天看着老头子叼着烟，一个人，一份报，神情严肃。
夏天，这个我日夜期盼的夏天终于来临，从年初，我已经不再购买人物周刊，报刊亭如我们所言，拆了，理由就是：城市建设需要。
我没能看到报刊亭拆卸，但看到报刊亭从亭子成小推车，从小推车到仅仅的一个柜子，从柜子到一把椅子的转变，杂志报纸不再有了，剩下的只是光秃秃的烟卷盒，老头子每天坐在树荫下吧嗒吧嗒的抽着烟。眼神开始有些迷离扑朔。
那天恰巧路过老头子身旁，正巧和一位阿姨聊天儿，我以为老伴儿回来了，走进一看，原来是一位残疾的奶奶。
那天，我拿着相机站了很久，腿有些发麻，于是偷偷拍下这张相片，老头察觉到，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故作镇定转过身去继续抽着烟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