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转身即忘，孩提时代一些零星片段越发清晰，这大概是年过40都有的。老屋也近40年了，对没有人居住无人打理的房子来说，已经到了迟暮之年，它的记忆里是不是还深藏着过往。
在当时农村，母亲属有知识、有主见，比较能干的妇女，她在村幼儿班做教师，同时兼着生产队的会计，上有老，下有嗷嗷待哺的三个孩子，生活的困顿造就了母亲坚韧的性格。她下定决心要砌房子，一是因为老屋的老屋实在太小太破了，已容不下渐渐长大的我们姐弟三；二是因为她为我们兄弟俩长大后的婚事担心，没有房子怎么能找到老婆呢？虽然我们那时才七八岁，她甚至已想好了今后房屋的分配，两间正房我们兄弟俩一人一间，副房给自己养老。在1979年，竖起这样一座宅子不容易，父亲在外地工作，每个月工资只有30元左右，但每个月都寄回20元。而母亲的工资都是以粮食核算，这些分配的粮食全部用于一日三餐已经够呛，建房的费用大多来自亲朋好友的借款。
砌房子的第一步就是打墙基，墙基是用碎砖块堆砌的，为了凑够足够的碎砖，母亲在不大的村子周边转悠，但在那个狗屎都被当成宝的年代，靠“捡”有何等容易，母亲想到了一个渠道，去池塘里“淘”。那时村中的“门头塘”，是真正的“柳条百尺拂银塘，切莫深青只浅黄”，水面采菱角，水中钓鱼儿，水底摸蚌螺，是我们最多的游戏，但从没有注意淤泥中积存的碎砖。母亲把竹筐和铁锹靠在岸边，揪着一棵小树干，背朝水面，赤着脚，近乎滑入水中，摇晃着站定后，将竹筐使劲的摁入水底，裹着淤泥的碎砖倾入竹筐的瞬间，溅起的泥水沾满了母亲的头发和脸庞。
新房子长高的过程，无疑是一场热闹的Party，阿姨、姨夫、伯伯、伯母、堂姐、堂哥、表哥似乎都来了。送砖船停靠在萧梁河边，窄窄的挑板随着扁担的节奏上下晃动；红砖在手与手之间上下翻转，泥浆桶满了空、空了又满；封顶时，洒下的馒头糕点滚的角角落落到处都是，又在紧张的哄抢中突然消失。
搬家其实没有多少工作量，可搬的物件实在太少，但我们姐弟三依然一趟趟奔跑在老宅和新房之间。哥哥用一根长长的竹杆从小桌横杆之间穿过，我手托着压在肩膀上的竹杆，摇晃着站起，兄弟俩扛着小桌走在村中小道，全村仿佛都充满欢笑。
老屋真的老了，红砖的红越发明显，房顶的瓦片更换后又陈旧了，外墙部分已经风化，窗户上钉着的木板在风吹雨淋中发黑脱落。父母也老了，在城里虽早已习惯，却总放不下老屋，时不时的赶回去，蹒跚在老屋周围，趴在窗口向里张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