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西头不到百十来户人家，长年在家的话，村儿里的世界一向是透明的。
我家在村子的最西头，书信儿家在村子后街的中间，距离上说不上近，但没有到外地求学前隔三差五都能碰到书信儿，因为我们两家的田地是挨着的。田垄东边是我家的六亩地，田垄西边是书信儿家的四亩地。
书信儿家的庄稼很是宝贝，无论是播种、浇水，还是除草、施肥，书信儿从不耽搁；对土地很是珍惜，地里的边边角角都种上庄稼，村里人看到书信儿种地时常说：“像书信儿这么能干的人，将来不富才怪嘞，仔细嘞很”。
在我离乡求学的十年间，很少见到书信儿，有一次我从后街回家路过他家门口，看到院子里立起了一座两层时新楼房，书信儿的大儿子要娶媳妇儿了。
村里娶媳妇，男方家里必须有楼房，但当时的彩礼也就几千块钱，听说书信儿大儿子的这桩喜事儿办得很顺利。
之后，书信儿家的事儿从未进入街头巷尾的“舆论中心”，直到8年后，书信儿家的小儿子结婚前。
这八年间，书信儿两口子农忙时在地里摸爬滚打。农闲时，书信儿在村里帮木材厂收过木头，在工地上和过泥、搬过砖；也曾外出打工，去山东做过渔民，去浙江慈溪盖过大楼，村人不知道这期间书信儿又攒了多少钱，只知道他又为小儿子盖了一栋楼房。
有一天，我在胡同口晒太阳，听到大娘和婶子聊起来书信儿家的事儿。
“书信儿家那个小嘞，不是说订罢媒了”
“欸，还没定嘞，那女方彩礼要嘞太多，说是16万8”
“啥，老天爷啊，那书信儿能拿出来，他小儿的那个房才盖起，这房不得花十几万”
“十几万咋能够嘞，砖头贵了，手工也贵了”
“这年头谁家有几个儿子可不得了了，啥世道”
“你别说，前儿哪个村嘞，压篮礼女方要了26万”
“天爷啊，就是这些人给压篮儿礼哄起来的”
“没听网上说嘛，现在娶媳妇儿要有车有房有爹有娘，还要压篮儿礼，平头老百姓，上哪儿弄这么多嘞？难啊！”
大概一个月后，大娘和婶子又在村头聊起书信家的事儿：
“她婶子，听说没，书信儿家小儿子的媒定了”
“定了？压了多少钱？”
“16万八”
“书信儿这孩子这些年没少挣钱啊！”
“啥呀，给小嘞盖完房，他手里没几个钱儿了，可能他小儿这几年也挣点，又东借借西借借才凑够”
“那这钱不还是书信儿还吗？”
“那可不？现在小孩儿净坑老嘞，俺这一辈儿人是享不了福了，啥都赶上了”
大娘家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一年了，还没有对象，大娘的语气中隐隐透着无奈与担忧。
书信儿家小儿子的亲事拖了一年，年终紧紧巴巴地办完了，书信儿想：“背债就背债吧，反正两个儿子都成家了，人生任务也算完成了一大半，总算能松一口气了”，然而天不遂人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