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也不止像泉源，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舒婷的《致橡树》，道破了女人在爱情中的种种形态。有人选择依附，在爱人的树荫下休憩；有人祭出所有，甘心只留一个背影；有人和伴侣齐头并进，是舒婷笔下赞颂的形象，“我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和你站在一起”，“分担寒潮、风雷、霹雳；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
凡人尚且如此，一个时代众人追捧的美人更是绕不过情。她们身处波澜壮阔的民国，旧规矩、旧文化衰颓，新兴西方思想输入，她们冲破了传统的束缚，享受着从未有过的自由和恣意。她们之中不乏出身名门，远赴西方游学求知，跟随家父长兄，便能结交不俗名士，之后顺利成章和殷厚家族联姻的，如宋庆龄、林徽因、唐瑛；也有自幼坎坷，依着俏丽、聪颖和一股蛮劲，被贵人赏识，走出一方天地的，如胡蝶、阮玲玉。还有经历家庭变故、感情幻灭，凭借自身才华一步步站稳脚跟的，如张爱玲、张幼仪、苏青。
汤显祖在《牡丹亭》留下了名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在这个先破后立的新时代，那些优渥家境、才情四溢的青年才俊们，正学成归来，磨搓擦掌闯一番。叱咤风云的弄潮儿们，要的是征服星辰大海，又怎么会甘愿在一朵艳玫瑰旁久留。
爱情里，无限地仰慕一个人，就会无限地放低自己。清醒者始终是少数，多少美人为着那个心尖上的人舍弃了自身，自我沉沦、忍受孤苦、甚至灭亡。
在《灵魂有香气的女子》一书里，这些人走出了外人强加的光环。作者李筱懿特意拆分多篇文章，从家庭背景一直到社会参与，讲述每对民国才子佳人的纠葛。一段故事中的主角、配角轮番登场，各人有各人的心境，短短几千字诉说了一生。人性也如拼图，零散的碎片拼凑起来，方才立体。从不同人的视角看，就如同看万花筒般，每一切面都是迥异的风景。先前的偏见被作者的辛辣点评一一击碎，展露的是鲜为人知的真实。将目光移向一个个具体的人，才发现，盛名之下，不完美仍是生活的常态。
试看书中的两例。
张爱玲：“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的”
世人多少听说这段不平等的爱情，要为这位绝世才女叫屈。聪慧如张爱玲，怎会预知不到结果。恰恰相反，当张爱玲初识胡兰成，并知道他有妻子的时候，就曾写信说：“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一语成真。
在李筱懿看来，这是一段“小姐爱上凤凰男”的故事，注定是场悲剧。胡兰成生在距嵊县县城几十里的小村庄。祖父开茶叶店，到他父亲手上便经营不善倒闭了，长年累月欠债，直到胡兰成做了“高官”才还清。而胡兰成自幼喜欢读书，若论学历，只有中学二年级。到二十一岁去了北平，给燕京大学校长抄写文书的同时旁听学校课程，这才开阔了眼界。
当他在苏青编辑的《天地》杂志看到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后，去她的公寓拜访。居所正是由她的母亲、前清七省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黄逸梵亲手布置，充满了摩登、妩媚的色调。对于他这个从乡间底层挣扎上来的男人，她身上的“贵族气”就是最大的吸引力。不久，他便与她谈诗论赋，赞美她的独到见解；又嗔怪她太高，批评她的外表，借此打击她的自信。这个高贵孤绝的才女爱上了他，却是他得意洋洋的炫耀品。他把张爱玲一张珠光宝气，她自己很不喜欢的照片拿给一位当军长的朋友看，换得他的羡慕。
母亲黄逸梵追求新式生活，在她年幼时便远赴欧洲，成为“出走的娜拉”，交际圈子拓展到海外的上流社会。敏感的女儿跟着后母孙用蕃和沉默寡言的父亲生活，她忘不了后母送她的两箱旧衣服，曾在书里写，“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色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
这样成长起来的张爱玲，心是封闭的。纵使知道胡兰成的甜言蜜语不能当真，也拒绝不了这般的关注和赞誉。她全然地投入了。
胡兰成曾说，“爱玲的书销路最多，稿费比别人高，不靠我养她，我只给过她一点钱，她去做一件皮袄，式样是她自出心裁。她心里欢喜，因为世人都是丈夫给妻子钱用，她也要。”
乃至到后期，他挥霍她的钱财愈加变本加厉。他堂而皇之地用她的钱养护士小周，甚至，连范秀美怀了孕也找她伸手要打胎费。最终，张爱玲决定与他分手，还附上了三十万元，凄然写下，“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的。”
蒋碧微：“我最小的一粒灰，也有你的影子印在上面”
1917年，二十二岁的徐悲鸿对十八岁的蒋棠珍一见钟情，他托朋友问她是否愿意一起出国，她答应了，把一封信留在母亲的针线筐，毅然跟他远走东京。回忆录里，她写道：“徐先生私下为我取了一个名字：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鸿’，一只镌着‘碧微’。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得意地答，‘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
这十年是最美妙的时光。他为她作画，《琴课》里，她穿着典雅旗袍，握着小提琴的手纤细灵动。《萧声》中，她唇角微扬，眼眸清亮。
一切却在徐悲鸿1927年回国后戛然而止。蒋碧微热爱社交，而创作力旺盛的徐悲鸿将心力完全放在艺术上。1930年，他爱上了她的得意门生孙多慈，用心至深的他将孙赠予他的红豆镶金做成戒指，镌上“慈悲”二字。仅仅十年，他手上的戒指就被取代了。更让蒋碧微大怒的是徐悲鸿1938年在报上登的启事，“悲鸿与蒋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八年。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
昔日一同漂泊、抚育子女的时光变成了冷冰冰的“同居”二字，她从此与他恩断义绝。离婚时，她向他索要现金一百万元、古画四十幅、他本人的作品一百幅。此外，每月收入的一半交给她，当做儿女抚养费。徐悲鸿答应了。
蒋碧微用她任性、强悍的一面对待这个变了心的爱人，而转向另一个人展露她的柔情，那就是官至国民政府宣传部长的张道藩。从1937年到1949年，两人以“振宗”和“雪”为名，互寄情书。他把她的情书命名为《思雪楼志》，她把自己的书房称作“宗荫堂”。蒋碧微还这样写道，“你若把我拿去，烧成了灰，细细的检查一下，你可以看到我最小的一粒灰，也有你的影子在上面。”
然而等了三十多年，他仍是没给她一个名分。彼时，他已是台湾立法院院长，妻子苏珊到蒋介石官邸告状，要求主持公道，不然就向新闻界抖搂一切。政客张道藩还是放弃了美人迟暮的蒋碧微。她暮年独居近二十年，寂然离世。
我们常常想当然觉得，美人是那遥不可及的白月光，供人仰望。殊不知，当她融入烟火人生，而不被人珍爱时，也会迅速枯萎。
李筱懿在后记里写，“我写这些故事不是对绯闻感兴趣，也不是粉丝崇拜。而是，它让我形成一种思维方式——敬畏人性复杂的真实。没有完美的人，只有真实的人和生活。愿我们读懂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