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回顾这些年来写在豆瓣上的长评时，总会习惯性地跳过初中写的那一篇。仿佛“初中写的”这一个事实就足以对我的文章判死刑了。今天却鬼使神差地打开了这一篇文章——还是这样熟悉啊，别无二致的风格，不论是遣词造句，还是对文学作品的关切上。以前的评论甚至读起来更舒畅，那时写东西是更加读者向的，高中以后写的很多评论，完全就是披着读后感外衣的日记（除非是专程去diss某部作品的），信笔由缰，想到哪里写到哪里。

我的一篇评论中有这样一段对自身创作诉求的剖析：“我大概本能性地有着强烈的倾诉的欲望，而这种欲望的根源是强烈地渴望被理解。所以，我的所有创作，都是有着实有的或假想的读者存在的。”

每回回看自己的文章的时候，常常会体验到一种焦虑：“哎呀呀，这个地方估计没人知道我想讲什么吧！”

尽力把自己的语言写得好懂，但常常感觉不论我怎么调整，还是会有好多好多略微有些微妙的地方——不会有人能明白为什么我会这样安排的。

突然就很失落。

记得高三的时候看昆德拉的《不朽》。和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一样，初读会勾一些句子（大概能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吧），第二遍读把这些句子再过一遍，第三遍读再把这些句子里最有感触的抄写下来。这样读过一轮之后，感触是颇为深刻的。读到《不朽》的末尾，昆德拉让自己在这本小说里出场了，他有过一段表述，大概是这个意思：我的读者里，有几个人能明白这本书的每一个细节的含义呢？实际上一个也不会有。然而，只要有一个细节不理解，他就不会理解我在这本书里想要表达什么。想到这里，昆德拉就陷入了一种虚无的悲伤之中。

看到这里，我困惑极了。在我洋洋自得，自以为在阅读过程中逐渐与昆德拉亲密无间时，昆德拉突然一把推开我，失望地说：“你一点都不了解我。”要不是想到“他可是昆德拉啊！”，要不是他的悲伤中带着一点虚无，这还真的跟“不作死就不会死”的恋爱中的小女生别无二致。我当时和所有莫名其妙的男朋友一样：“我又怎么了？！我这不是和你处得好好的吗？！”

后来有一回，我在高中的校刊上发表了一篇议论散文。大概是由于头一回确切地知道了有很多人看过那一篇文章，对于思想的不可交流性的焦虑逐渐生长。

仿佛就在一瞬间，我明白了昆德拉那种“虚无的空虚”来源于何处。

我向父亲透露了这种焦虑，他的自信就和我那之前读到昆德拉的那种悲伤时一模一样：“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完全明白你想表达什么啊！”

我向他指出某一处我的构思意在何处，问他看出来没有。他这才讪讪地摇头。

这还只是我创作时在显意识层面的思想活动的冰山一角，更别提别处的构思，以及更深层的一些倾向了。

于是后来，当有人提起那一篇文章、流露出赞赏时，我的“虚无的悲伤”是完全可以压倒我的沾沾自喜的。

后来写东西愈加注意加强语言的可理解性。对那之前写在豆瓣上的评论，也经常动大手术。可是今天看罢，高中写的十九篇评论还没有初中的那一篇“读者向”。因为上高中后，我不管如何调整语言，都往往不乐意调整文章的结构——初次成稿时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的结果，直接形成了文章的框架。

也许是因为懒，也许是因为没必要——我本就没有在显意识层面上试图通过文章的结构表达出什么意思，读者如果就跟着我的思路走，也不多想什么，说不定还可以更接近我的潜意识呢。

但我想我的这种随意显然并没有达到我想看到的效果——不然为什么都没人赞我呢？（气哭）

在互联网时代的快餐阅读尤是如此吧。这个时代的写手面临的是更加巨大的”虚无的悲伤“。

前些日子，我收到了一个回复，是我在豆瓣上标记的第一本书《十年一品温如言》的评论的。它是这样说的：

“对于这本书我心中一直不能释怀，每次一想到我就难受，不是说它不好，就是觉得心里闷的慌。”

“今天又想起来了，意难平，我不想承认它是好书，也不承认它不好，想在书评里给自己找条出路，看到那么多人夸十年，回忆起书中情节，也觉得有暖心又哀伤，这些夸它好的书评给了我一点安慰，但是感觉还是不对。

“终于找到了你的，感觉对了，舒服。感谢你给了我一条出路。”

看到这篇评论后，我赶紧回过头来看这篇书评——我究竟写了什么伟大的东西，怎么我都不知道呢？

晦涩难读。那时有好久没有好好读过书了，翻译腔倾向和文言文倾向之间还没有实现妥协。当时的语言就像是鼻涕虫一样，黏糊糊的，让人难受得慌。

这样一篇文章怎么配得上给一个个体带来这样一种“找到出路”式的体验呢？

我回复她：

“啊，两年多后我自己再来看自己写的书评，共鸣还没有你深，大概情节忘得实在是太彻底了……重读这篇书评，发现有些句子实在是又臭又长，想起一年前我重读它的时候就打算改改措辞，结果撂下了手机就忘了，现在想改却已经不能完全明了自己那时想要表达什么了。不过我那时想表达的东西能被你领会，我那时的那些情愫，能留在你的心里，挺好。“

前几天读了刘瑜的《送你一颗子弹》，她写的那些随笔，大概与我的那些日记或者评论挺相似的：随兴而至，对生活常常产生些感悟，却往往又浅尝辄止。她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自己的文章怎样筑起了一道思想的壁垒，将阅读体验限制在了”共鸣的碎片“这样一个层级上——对读者的要求太高了。体现出“思想的不可交流性”的典范。

但是刘瑜在后记里对文字的态度实在是让我非常触动的：

“在一定程度上，文字不是我记录生活的方式，而是我体验生活的方式，因为是书写的过程拉近了我和被书写对象的距离，使最微小的事物都呈现出五官和表情。”

“过去这些年，我的生活非常稀薄，没有多少人物、事件或催人泪下的经历。这很可能跟我生活在国外这件事有关，也可能跟我沉闷的性格有关，如果要上纲上线的话，还可能跟我身处的时代或者阶层有关。如果说丰富的生活是红军在与敌人的激战中爬雪山过草地的话，那么我的生活更像是一只骆驼无声无息地穿越撒哈拉。这场穿越中没有敌人、没有雪山草地、没有尽头处光明的延安，只有倾听自己呼吸的耐心、把一只脚放下去之后再把另一只脚抬起来的耐心。

“我积攒这种耐心的方式，是用感受来弥补事件的贫瘠。在一定程度上，我相信这不是度过有意义人生的一种方式。它是度过有意义人生的唯一方式。我相信是一个人感受的丰富性、而不是发生在他生活中的事件的密度，决定他生活的质地，是一个人的眼睛、而不是他眼前的景色，决定他生活的色彩。”

在评论中引用了这几段话后，我接着写：“我作为读者，在半惑半懂、半信半疑之间，能感受到一些思想的可交流性，能得到鼓舞继续进行对生活的反思，已经算难能可贵了。”

共鸣的碎片仍然是共鸣。刘瑜的文章、我的文章，至少是能激起那么一点共鸣的，这一点可以说是确切无疑的吧。昆德拉所认为的“只要有一个细节不理解，他就不会理解我在这本书里想要表达什么”未免有些求全责备了。或者说，就算读者从未领会作者的用意，自己的那一点共鸣的碎片却是属于读者的再创作。

这何尝不是文学的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