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有一人犯罪而对其亲人或身边的人进行“株连”“连坐”的刑罚。到如今在法制社会的时代，这些早已经被淘汰了。我国刑法实行的是“罪责自负”的原则，也就是说谁犯了罪，就由谁承担刑事责任，谁犯罪谁负责。不会牵连罪犯的亲属。但法律规定是法律规定，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犯罪，真的对自己的家人一丁点影响都没有吗？
这几日，读《信》这本书，颇有感悟。《信》是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的作品。东野圭吾早期作品多为悬疑之类，小说的重点放在了犯罪的逻辑推理上，偏重设迷解谜,“具有独特的解谜结构”。之后，东野圭吾的作品开始涉及社会问题，着重于对社会现实的反思。《信》就是他与众不同的一部小说。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的关注点不再是受害者，而是犯罪者的亲人。
《信》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和弟弟贵志相依为命的哥哥志刚，因为一心想要弟弟贵志进入大学深造，拼命赚钱累坏了自己的身体。在无计可施时，选择了铤而走险——入户盗窃。当被屋主人发现，惊慌失措之下，杀死了试图报警的老人。犯下了杀人之罪的哥哥志刚入狱接受改造，或者说为他所犯的罪行接受应有的惩罚。而弟弟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入狱后失去自由的哥哥，依靠一封封信，寄托着他对弟弟的思念和牵挂。他渴望知悉弟弟如今生活的全部，渴望弟弟的生活能幸福。给弟弟写信，似乎是也真正是他所能找到的继续在弟弟生活中存在的唯一方式。也是他认为还可以给弟弟一丝帮助的方式。所以他一直执着着，坚持着，给弟弟寄去一封封的信。高墙内的他，全然不知这一封封信，带给了弟弟什么。
应该说，在弟弟每次人生命运最关键的时候，比如，在他努力找到打工的工作时；在他即将获得爱情时；在他工作渐入佳境，即将得到领导赏识时。哥哥的来信总是会那样“及时”的出现，告知周遭的人贵志有一个杀人犯哥哥——由此，而一次次令弟弟的命运改变。即将得到，一瞬间就又全部远去。这一次次的打击，弟弟曾对哥哥的内疚（毕竟哥哥是为了给他凑上学的学费），渐渐淡去，逐渐代替的是一种浅浅的抱怨。直到他最爱的孩子，也被置身于这样的一个被人侮辱歧视的环境中时，弟弟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萌生出和哥哥断绝关系的念头。给弟弟写信，是哥哥的全部，是哥哥所有的希望与寄托。弟弟的信却要将这一切断去。我们无法谴责弟弟的“冷酷”，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永远不知道他所经历的一切是有多痛。我们不能责备弟弟的“自私”，因为当自己的儿女置身危险时，哪个父母都会想尽一切方法换来他们的安全。弟弟贵志这混乱坎坷的一生，究竟是拜谁所赐呢？
1993年10月，张玉环被认定为同村杀童案的嫌疑人而被捕入狱。儿子张保刚3岁。27年后父亲无罪释放。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张保刚说：“提到我们，永远是杀人犯的儿子” 。张保刚小学没有读完，不能说和这件事没有关系。学校的同学，村里的村民对他们的鄙视、排斥和侮辱，哥哥的腿甚至都被同村的孩子用棍子打断了。这样让他们感觉到了压抑，离开学校外出打工是不得以的逃避。这一切都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是“杀人犯”。这一切和《信》中的情节如此的相似。
犯罪者，接受法律的制裁，为自己的罪行付出相应的代价是应该的。但事实上，一个人犯罪，波及到的将会是整个家庭，是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这是罪犯受到除法律制裁之外的又一个“惩罚”——一个不应该存在的，不公平、不善良的“惩罚”。社会，对犯罪者以及他的家庭成员的偏见与歧视向来是根深蒂固的，向来是毫不留情的。歧视和偏见如同一把看不见的剑，锋利无比刺向这些罪犯的亲人，将他们钉死在耻辱柱上。这对这些人造成的是一种无法挽回的伤害。他们的命运从此再也无法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所以，停止你的口诛笔伐吧。犯罪的只是那一个。
《信》的结尾是开放式的。但我相信，弟弟和哥哥间依然会继续着书信的交流。毕竟，经历过痛苦的人，更加懂得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