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并不可靠。
如果你开始尽力回想起从前的一些人或者事， 你会模糊甚至开始怀疑自己， 有哪些是真实发生的， 哪些又是自己虚构的。
比如， 我从墨尔本离开的时候， 寄过一包很重要的东西回国， 里面有我父亲送给我的雷达表， 一本圣经， 还有一些其他很重要的东西。 可惜那个箱子寄丢了， 我也记不起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其实， 任何物质的东西都没那么重要， 因为如果真的很重要， 我怎么会不记得？没了也就没了。 对我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昨晚，2018年10月10日， 我36岁的生日， 美股大跌3%， 今天， A股跌去5%， 亚太股市鬼哭狼嚎。 又一场金融危机席卷而来。
我们面对未来， 总是觉得充满了不确定性， 解读过去， 一切又那么的理所当然。 甚至我们在看关于10年前那场金融危机的时候， 会觉得以前的人那么的无知， 这不理所当然的事情么？ 市场已经这么疯狂了， 肯定会跌啊！后视镜里， 一切都是静态的， 都是不可改变的， 一切证据都证明了那个结局。 那么未来呢？
我回国找工作的道路并不顺利。 那时候， 大家普遍认为， 海龟最好的结局有两个。 一个就是去香港， 找一个空位置， 然后transfer过去。 还有就是到大陆做Expat. 当时Expat可以保留国外的package, 真正实现赚国外的钱， 在国内花。 我不想去香港， 我不喜欢香港。 倒不是普遍大家说的香港一部分小市民对大陆人的歧视之类的， 每个地方都有歧视， 我在澳洲也被歧视过很多次， 当然最多歧视的来源还是来自于同胞。 每次去香港都觉得压抑， 无比的压抑， 可能是空间？ 可能是人太多？ 我不知道。 所以我的List里面没有香港。
那选择就非常的少了。
有一个base在新加坡的华人基金经理到我们这路演， 我也跟他聊了一下， 哥们应该30出头， Trader出身后来专做基金经理， 满头白发， 是纯白的白发。 我当时觉得还挺酷的。
当时我服务的投行在国内刚刚成立了本地的合资公司。 业务还不是特别的多。 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一个在上海的小团队， 是做QFII基金的。 貌似只有几个人。 我跟里面一个MD聊得还不错。 她是德国人， 医生背景出身， 后来转做投资， 后来可能觉得中国好玩， 就转到中国这边cover医疗的行业， 她跟我聊完， 让我跟另外一个基金经理聊一下， 那个姐姐应该40多， 马来西亚人， 原来在中信做基金经理， 后来跳过来的。 跟她聊得很糟， 因为根本没问我太多技术问题， 更多是我父母做什么的， 我同学父母做什么的， 认不认识什么上市公司老板的孩子之类的。 后来就没下文了。
后来碰了几次壁之后， 感觉内部Transfer无望， 那就找外部机会吧。
有一些朋友对我的这个决定很吃惊， 其实从结果上来说， 我也怀疑自己当初这个决定是否正确。 因为毕竟我当时在服务一家全球顶级投行， 内部机会非常的多， 从back office一直做到MD的也大有人在。 我们澳洲的CEO就是最早的学徒工， 没有什么学历， 帮人家贴邮票出身， 一直做到澳洲的CEO.
同时，国内形势一片大好，GDP蹭蹭涨，到处都是机会，年轻人的天下，外企当时还很吃香，海龟还有优势，在国内，30多岁就可以当上基金经理，在国外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10年之后的今天，天翻地覆。
最后，我找到了一份美国房地产公司在上海的工作。薪酬吗，比expat要差很多，这么junior的工作也不需要expat, 不过比local pay还是好一些。大概是我当时澳洲薪酬的一半不到，我欣然接受。
关于pay, 从IT到投行，从墨尔本到上海，经历了两次大幅减薪。到不是因为家里有矿。年轻人，没见过钱，其实还是很看重薪酬的，不过我到目前还清楚的记得，当时我读完MBA之后，面临是要继续做IT, 可以做一个小项目经理，还是去投行做一个最最初级的Analyst. 我做intern的一个大姐跟我说，你现在赚多少钱根本不重要，眼光放远一点，重要的是你10年之后赚多少钱。
我一直都记得这句话，每次做重大决定都很简单，看远点，别看眼前。
我当时算这么个账，做IT, 起薪很高，升的也快，不过很快就到顶了，做到CTO大概也就是最多20万澳币左右。投行，尽管起点低，相当于从0开始，但是未来的可能性更多。所以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回国做选择其实也是一样的逻辑。更多可能性，那从哪开始就没那么重要了。
2007年11月，我告别生活了8年的澳大利亚，回到祖国的怀抱。祖国形势一片大好，歌舞升平，中资还不是大宗地产的主流买家，主要还是外资和港资。
我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每日平均11点下班，最早也要9点下班。白天工作，晚上跟纽约总部开会。
上海机会很多，房地产又发展的很好，各种外资牛鬼蛇神都在往这跑，每周都有猎头打电话给我，作为一个不甘寂寞，不作死就难受的小伙子，在回国工作几个月内就选择了跳槽。这让我们老大非常不爽。几个月前在北京某餐厅看到这家公司中国区的老大，40多岁头发全白。
在这家公司工作短短几个月，也有幸参与了当年上海地王的招拍挂过程。还经历了汶川地震，还有直属上司意外身亡，具体内容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面有写。
我的工作地点从恒隆广场1期搬到2期。
尽管我相对比较喜欢我的新工作，但是这份工作也仅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
第二份工的直属老板是老外，我和另外一个北京出生的美国女孩分别负责不同的项目。老板很放权，很多的项目细节都是我们在跟踪。你可以想象一个26岁年轻人跟政府开发商谈几亿人民币项目的幼稚和可笑。但是当时我很enjoy. 我们做的还可以。我还记得我全程安排我们美国的partner, 一个专门做航空地产的公司的CEO和两个VP到中国的全部行程。带他们见政府的人，开发商的人，机场的人。他们很impress.
好景不长，股票市场持续下跌传导到各个资产类别。我们是基金，我们的钱来自于政府基金，养老金，还有一些家族信托。我们出资人开始缩紧，一些谈好的项目，甚至已经签了合同的项目都被停掉了。每周的晨会，我记得亚太区的老大说去欧洲溜达一圈，说欧洲的共识是，这次可能会比上次大萧条更严重。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寒冷。
亚太区，新加坡总部开始有人被裁员。后来香港也开始有人被裁。
我们都很紧张，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已经是08年接近年底了，老大去开会，回来说上海和香港不会再继续裁员了。我们很开心。因为上海本来也没几个人，一共10个不到。2个人负责商业地产，我们3个人负责工业地产，还有3个负责开发。
09年春节前3天，一个正常得再不正常得早晨，我看见香港和亚太区的老大进来，然后他们找我到会议室。我一边走还一边想，这个公司还挺有意思，年底发个奖金还是老大们来谈，不是直属上司。我进去了，看见两个老大脸色很难看，我就知道应该没好事。
我坐下来，他说，你被裁员了。
然后我的头就开始转起来，我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但是我其实不太记得他后面在说什么。我问，我的直属上司呢？他也被裁了。我的头更晕了。
后来又说了一些什么很抱歉，会帮助你的话。最后说的是，请你回到办公室，整理你的物品，不要碰电脑，现在需要离开。我回到办公室，拿了我的包，然后跟我的同事们轻声说，再见。然后就离开了办公室。大家表情很疑惑，应该还没搞清楚发生什么事情。
我的心脏一直扑通扑通的跳，我坐电梯下楼，外面还下着雨，我不知道我应该干嘛，我应该去哪，这个时候应该是早会时间。我打了电话给上司，他说我在巨鹿路的一个咖啡店，你过来吧。我放下电话，想叫车过去。突然想到，我没有工作了，未来不知道多久都不会有收入了，还是坐公交车过去吧。
当天下着小雨，我到了咖啡店。他相对来说平静一些，他说很抱歉，他也是早上才知道这个消息的，他希望他可以亲自跟我说。后来我们出来，打着伞，他说，未来你会记住今天，其实一切都没那么糟。
或许现在我可以很平静的讲述当时发生的一切，但是当时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个事情改变了我很多对已有事情的看法。以及未来的选择。
我已经忘记那个春节是怎么过的了，春节过后，闲着也是闲着，我又开始帮老板做一些事情。
他的情况其实比我要惨的多，澳洲有5-6套房子还贷。国内公司帮他在法租界租的别墅，2个孩子，一个前模特，不工作的老婆，家里2个保姆，1个司机。我看着他慢慢把大家一一辞掉，然后把老婆孩送回澳洲。我们那个时候四处融资，他说我们自己找钱干一个基金，然后等再过几年，这些外资全部都会回来，我们卖给他们，我们就可以退休了。我将信将疑。不过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就继续跟着他到处跑。可惜后来我们也没找到钱，他回了澳洲，我也在家蹲了一年，看了一年的连续剧。
如果我们当年融到钱， 可以持续开发购买工业物业， 然后能坚持到今天卖掉。 确实可以退休了。 可惜我们没有。
很多年后，我去悉尼，在他Point Piper，可以看到悉尼大桥的意大利式别墅里还会聊起这件事。
他后来回到澳洲， 继续做了工业地产基金，最近几年开始有起色， 业务覆盖整个亚洲，开始帮GIC, CPPIB管理资产。50多岁了，还是满世界飞，我敬佩他的坚持和努力。
在家蹲了一年之后，我也重返职场。然后在12年机缘巧合开始创业，走上了另外一条起起落落的不归路。
记忆并不可靠。 我很开心可以看到那篇写金融危机的文章， 然后自己开始写下自己的小故事。 在回忆的过程当中， 很多确定发生过的事情开始变得是是而非， 开始怀疑很多事情是否真实的发生过， 还是自己记忆的错误。 我相信如果再过10年来回想起当时很多发生的事情， 错误率会更高。 然而错也罢， 对也罢， 真实发生也罢， 梦一场也罢， 一切也都没那么重要。 过去无法改变， 过去更无法改变未来。
人们经常说， History repeats itself, 历史经常重演。 或许今天， 我们正坐在惊涛海啸来临的前夜， 准备好自己， 来接受另一次史诗级的金融危机。
自己的经历能够被后人写进历史，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买定离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