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是指抒情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意境是作家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交融而形成的、足以使读者沉浸其中的想象世界。在中国文学中，意境一直是一个受到众多文学体裁和文学创作者重视的概念。注重意境的创造，是中国文学艺术共同的话题。
中国是一个诗意的国度。意境这一华夏古典文论独创的概念、华夏抒情理论高度发展的产物，在诗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诗人的创作最注重诗歌意境的营造，对意境的研究最多的也是诗人。这一点可以从一些流传至今的诗人的创作故事看出来：
《漫叟诗话》中记载，杜甫的《曲江对酒》中有两句诗，原作“桃花欲共杨花语，黄鸟时兼白鸟飞”，后改为“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改了三个字，意境遂大不相同。
还有关于贾岛推敲的著名故事：“贾岛初赴举，在京师。一日于驴上得句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始欲着‘推’字，又欲作‘敲’字，炼之未定，遂于驴上吟哦，时时引手作推敲之势。时韩愈吏部权京兆。岛不觉冲至第三节。左右拥止尹前，岛具对所得诗句云云。韩立马良久，谓岛曰：‘作敲字佳矣。’遂并辔而归。共论诗道，留连累日，因与岛为布衣之交。”
意境的发展脉络
最早关于“意”和“象”的阐述出自《周易》，“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早在《庄子�齐物论》中已有关于“自由之境”的讨论。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中首先用“境”的概念来评论嵇康和阮籍的诗，说他们的诗“境玄思淡”，并提出“文外之重旨”、“余味曲包”等重要观点。
盛唐的到来使诗歌迅速地登上了高峰，与之而来的是诗歌理论的繁荣。相传王昌龄在《诗格》中就直接使用了“意境”这个概念。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仇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之后，诗僧皎然提出“缘境不尽曰情”、“文外之旨”、“取境”。中唐以后，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中提出了“境生于象外”的观点。晚唐司空图在《诗品》中又进一步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等观点。至此，意境论的基本内容和构架已经确立，意境说在唐代开始成熟。
明清两代，围绕意与境的关系问题又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明朱存爵提出了“急境融彻”的主张。严羽《沧浪诗话》“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清叶夔认为意与境并重﹐强调“舒写胸臆”与“发挥景物”应该有机结合起来。
清末王国维是意境论的集大成者，其著作《人间词话》是近代极负盛名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集中体现了王国维的文学、美学思想，是中国古典文艺美学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作品。《人间词话》既继承了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某些观点，熔中西思想于一炉。因此，它在中国美学史和诗歌理论史上都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由于意境在中国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变化，历代各理论家和批评家对意境的阐释不同，使得意境的内容异常复杂。曾经有人统计过，关于意境的概念就有十种以上的不同界定。但是他们在某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意”是情与理的统一，“境”是形与神的统一。在两个统一过程中，情理、形神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就形成了“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