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流感》讲述了大韩民国的盆唐市民众在受到难以控制且杀伤力巨大的新型流感病毒侵袭后出现的一种对自我生命价值、对多种社会元素的暂时性的质疑否定性质的“信仰休克”，这种集体意识集中展示了“灾难进行时”下的人性深处的软弱、胆怯与无能。本文旨在从心理学角度对电影内外人性中“信仰休克”现象的特征和原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灾难 信仰休克 生命价值 社会元素 唯己性 唯他性 向生性 死本能
一、个人自我生命价值的“信仰丢弃”
灾难下的人们对生命价值信仰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无疑源于对灾难对于生命毁灭性、破坏性的畏惧心理。但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灾难发生在了自己或者与自己极其相关的人的身上，另一种就是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体现在本部电影中就是自己或自己的亲人被感染了致命病毒；病毒感染发生在与自己不相干的人身上。
（一）灾难切实感受者的“信仰崩塌”
面对肆虐的流感病毒，电影中很多遭受隔离和被感染的人内心在那一刻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唯己性”，不顾一切保全自我，就是很鲜明的特征概括。无论是超市里对于生存物资哄抢的人群、那个通过金钱收买让自己得以从“焚烧收容所”死里逃生的作战长官，还是当人们发现含有病毒抗体的偷渡者孟瑟后疯狂追击的举动，这都体现出了在疾病等灾难面前人们的自私心理，同时这也是一种求生欲望的本能表达。
剧中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很让人揪心的画面：当一个在隔离区内执勤的年轻士兵意外发现自己的母亲出现在了隔离区内并被感染时，情绪一下子失控，竟摘下了自己的防毒面具想和母亲一同死去。他在灾难面前看到自己的至亲之人不能存活，自己也就选择了与母亲共同赴死，这就是一种放弃生命价值，从而走向毁灭的一种消极性心理，并且这组镜头让很多观众感到极度的无奈和心痛。
（二）灾难“二线”感受者的“信仰缺失”
当流感病毒在盆唐市蔓延开来时，以韩国总统、专家杨博士和以总理、议员两派对是否封锁感染区盆唐区展开了激烈地争论。“国内民众对于封锁盆唐的同意率由之前的30%已经上升到了96%。”这个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然体现了盆唐以外民众的心理诉求，但对于盆唐市民来说，无疑像一根插在胸口的无形钢钉。
这样看来，无论是盆唐以外的未感染民众还是身为政务人员的总统、总理、国会议员，此时他们的唯己性与唯他性心理就包含了较复杂的相对性，这从电影的细节中就可以看出：唯己性中既有对自身安危的担忧，也不排除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很明显，其中夹杂着对于人的本身的和对所处社会的人道主义关怀，即一定程度的利他主义思想。
二、个人社会性元素的“信仰休克”
对于《流感》这部电影，其中人们在疾病灾难面前表现出的对个人的社会性元素包括对自身职业道德操守和对政府军队甚至国家的怀疑的信仰休克心理，值得思索和探究。
（一）职业道德操守的“信仰溃退”
女主金仁海在得知女儿金美日有了被感染的病理特征之后，为救女儿，忘记了自己心怀天下的医者身份，不顾他人可能被感染的风险趁乱将女儿示意指向安全区。那位年轻士兵在得知母亲被感染后，不仅自己甘愿被感染，还公然违反部队的保密条例向隔离区民众说出了韩国政府隐瞒事实集中焚烧收容所感染者的实情。在超市里哄抢呼吸器的一名中年医生在混乱中被打伤，再加上自己被感染，伤势越发严重，在意识到自己快要死亡时还想对面前的小女孩痛下杀手，想要将她感染，尽显人性的丑陋。
这些人他们在面临灾难、面临自己和亲人的被感染时内心的恐惧与不安促使了其职业道德信仰的完全溃退，职业操守带给自身的人格面具光明的一面在灾难面前显得无比苍白和卑微。
（二）对国家机器的“信仰质疑”
之前同题材电影中对灾难前民众之于政府、军队、国家的态度及做法展现地不够立体，这部分在电影《流感》中可以称得上是比较生动和具体了。
病毒扩散后，当政府安置隔离区后却迟迟不肯供水、军队对民众恶言相向、食物供给上公务员优先等如此不人道且高压性的管制手段实际就已经为民众后来的暴动埋下了伏笔。当隔离区的民众亲眼目睹到政府在体育场中心区域集中焚烧还包含很多幸存者的尸体时，内心对于政府军队的愤慨之情一触即发，一边喊着“这里面居然有活着的人！”“你们这群畜牲！”一边冲向了焚烧区救人，此时完全可以体会出他们对这个国家和政府深深的怀疑和质问。
电影的最后，当女主金仁海冲向人群中的女儿时，军队首长下令开枪，为了保护女儿，仁海右臂中弹。女儿金美日哭喊着挺起双臂恸哭着朝前方的军队喊到：“不要开枪打我妈妈！不要开枪打我妈妈！”多少人为之动容。身后隔离区的民众义愤填膺，怀着对政府和军队深深的憎恶和质疑，赤手空拳地冲向了前方。这个场面是电影中民众对国家机器质疑之情的顶峰与高潮。
三、悲剧性阐述——“信仰休克”的历史常态性
与韩国其他同题材的灾难电影如近些年热映的《釜山行》《雪国列车》等相比，《流感》对于人性心理在面临灾难时的多层次、多形态的刻画更为立体生动，对于“信仰休克”的展现也更为深刻。这部电影的叙事结构较为简单，但对于人在“灾难进行时”下的信仰丢失问题却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探讨。无论是面对自身被感染时的唯己性和向生性心理或是总是习惯处于上帝和自身的双重视角、却极度缺乏人道主义关怀精神的“信仰休克”心理模式，这都与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和荣格的原型、集体无意识理论所揭示的规律所契合。
面对灾难，无论是想要生存的向生性即生本能，还是绝望后想要自我毁灭的死本能，这都是人的本性使然。《流感》中人们对于疾病的恐惧心理及反应，一方面是对自我主体生命权威的保护或丢弃，更本源的一方面则是由于人类在进化和生存过程中，集体的经验心灵底层会不断积累精神沉积物，并指导自己做出相应的行动。也就是说，灾难中的“信仰休克”自古以来就存在，并且今后也不会消亡，最多也只能是对比上的程度变化。先民在遭遇灾难时所表现出的心理反应和行动，和现代人包括电影中的相似程度很大。“过去灾难下的人们是这样，现在和将来还会是这样。”这是荣格对人类在灾难中心理状态的历史性概述。所以，人们在灾难下的“信仰休克”是一种常态，也可以说是一种必然。
四、结语
“信仰休克”在电影《流感》中反映的是人们在灾难面前对于自我生命价值和社会元素、对于社会和国家机器的怀疑，这不仅存在于电影之中，也存在于真实的生活和历史之中。灾难来临时“信仰休克”不是人性的悬崖与终点，灾难面前努力让我们“休克”的信仰“快速苏醒”，才是人性光辉的转折点与重发站，才是我们作为人类居安思危的理性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