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之发展到秦孝公为一曲折，抛开王道，专心霸道。此时已经全面进入战国时代。
[历史的发展需要精神的引领，但精神之为精神，(注：方括号之外的文字均为原文摘录)]不能一味孤明，不能不落实而外用。唯在落实而外用之中，始能转现实而构造之。然此必有仁义悃诚之本，即所以提撕者，而后始可为精神外用。……若无此本，只能外驰而下落，亦即堕落。
[秦国的政治，]其精神之本已失，故其智之外用，所投映之号召曰富强，曰功利，曰耕战。其所因此号召与外用而取之民者，唯是其粗重之物力，而毫不能予以理性上之启发与夫价值之观念。故只能激民而不能兴民也。是以民仍为盲爽发狂而痴呆。激者，激其潜隐混沌，而为盲爽发狂之痴呆也。塞其理性之光，而取其粗暴之气，套之于法中而尽其物力，则生死唯君欲之矣。秦之富强以此，其大败天下之民亦以此。[激民与兴民之说真是恰当准确。多少人发达而暴富或高官，背后的力量是激还是兴？其本人发展是激还是兴？]
民之守法，不本于其理性自觉，而乃迫于外在之利害与功利而为外烁者；而上之制法亦不本于光明理性之客观化，而乃系于急切之功利，主观之私欲。故此种法乃上无根下无着者。上无根，故必归于权术。下无着，故必重吏，督责刻深。此中国法家，虽可以偷一时之便，而终不可以成治道也。欲由之而建制成化，必为昧于政治。
秦之发展是在顺春秋战国之演变，有春秋时周文之多形表现，下散而为战国时纯为尽物力以决斗。这里的物力非通常义，乃指落于现实而纯为粗暴的物质生命之爆发言。精神完全不能自主，理性与意义或价值尽行剥除，纯成为自然生命之表现，此为“尽物力以决斗。”
秦即在此多头敌对中而对立的生长成。彼所代表者非是一综合之阶段，而是一对消之阶段；非是一创造之阶段，而是一否定之阶段。否定者，即破坏周之与贵族政治凝结于一起之文化形态也。此责任为战国时尽物力之精神所负担，而收束于秦，故最终为秦所担负。对消者，彼与各国并列生长，而又无高远理想以担负综合之责任，只在“尽物力以决斗”之原则下，而表现为整齐划一之物力，故六国灭亡之时，亦即其自身破灭之时。盖彼之生命乃顺春秋战国而长成，亦必顺战国时代之破灭而破灭。
法家之为法家，不在其用法，亦不在其信赏必罚，综核名实，而但在其用法之根据，在其所规定用法之君之以术成。儒家之君之为神圣以德成，法家之君之为不测以术成。此实两者之肯要区别。以术成者，故君之德为诡秘阴险，无仁无智无礼无义，只是一阴森之深潭，而无光明俊伟气象。君之本身为一阴森之深潭，是其本身已陷入残刻枯燥，而自藏于黑暗之地狱，不能面对光明之真理，则自不能有光明以传达于社会而普照于人类。然彼之深潭之权术，又不能无所借以下达，以收统治之效。其所借以下达者，唯是极端外在之赏罚之法。
[法家之黑暗还在于错误的吸收老庄的思想，道家讲“挫锐解纷”“和光同尘”“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本是指道的无限丰富与可能，但法家误解为“韬光养晦”，遂营建其“术”的思想密窟。另外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为荀子学生，荀子的性本恶之思想，也成为法的彰显而蔑视人性，导致人性主体不显，仁心隐匿。《道德经》言“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秦以身殉道，成为反面典型。
一些人不从思想的角度看历史，也就是缺乏历史哲学意识和道德意识，只以所谓的“客观功业”为依据，大赞秦始皇，理由是完成了统一大业，为大中国创始了中央集权，而且说其法虽然严苛，但也是成就大业者所不可避免等。这其实是一个大悖乱，以平庸的常人视角仰视大功业者，这不是科学研究，而是因成功缺失而产生的补偿性心理现象。
唯有思及这些，才能建立真正的历史视角，然后才有真正的世界观，转而即成自己的人生观，如是，生命本身的兴发才可能返璞归真，而不随躯壳起念而堕入无明的尘缘中。]
——《历史哲学》阅读笔记之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