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成为自己讨厌的人

我们生来，只是为了学会说话，学会和自己以外的人交涉攀谈。但是并没有人告诉我们，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也都会长成与最初背道而驰的样子，用一个人身上最柔软的地方，向和自己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投射最利害的弓箭，伤的体无完肤当作人生遥途的战利品，到老时，风烛残年，孤影一人，夕阳西下，只有迷路的羔羊愿意和自己说话，成为最初自己口中最厌恶的人。

《三字经》《论语》《道德经》诸如此类教诲哲理为人世道的书籍我们都曾在芳华年华倒背如流，甚至引以为傲有这一身记忆超群的本领。

可日月更替，时间流转，我们却并没有依傍着这些言语蜕变成为一个知书达礼，翩翩而立的少年郎，反而为道貌岸然，刁钻古怪的奸诈之人。

我们总会为这样的蜕变冠上“世态炎凉惹的祸”这样牵强的说辞，为了生存，卑躬屈膝毫无底线原则忍气吞声地活着，为了活着，像蝼蚁一般寄人篱下，言听计从都成了家常便饭。

有的人为未来愁白了发，早出晚归地在摊位和夜校之间来回往。有的人拥有一副漂亮的皮囊，却不得不面对家徒四壁，钱财两空的窘境，街边高高亮起的红灯，像极了她们在黄昏下年轻稚嫩的脸，却又在黑暗里稍纵即逝拉下了悲怆的帘幕。有的人为了给远在他乡的孩子寄去足够生活的开销的费用，将瘦小的肩膀没入钢砖水泥之中，无尽的黑夜炯炯发亮的眼睛尽是望不到头的迷茫和希望。

幼年时期，我们都曾收到这样一份特殊的作业，就是写一篇关于长大的理想的作文，当时大部分人的理想无不就是科学家，作家，考个好的大学这种遥不可及的幻想。我记得当时我的梦想就是其中的作家，那是年仅9岁的我，第一次鼓起勇气大声说出的话。

为了这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我总是偷偷地假装睡着，等待另一间房间熄灭了灯火，才悄悄开启了夜灯，歪七扭八地写文章，从我14岁到我18岁整整四年里，不断经历着寄往杂志社的信件石沉大海了无音讯，幸运点儿的几次还能收到编辑部退稿的回信。那时候固执的我，依旧坚持己见，不分昼夜地写稿子，旁人都以为我陷入了魔障，不吃不喝只是为了一纸奖状。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写作的初衷仅仅是为了倾诉，在这个我无法直截了当表明心意的世界，用苍白的文字代替我结巴的嘴唇去向世界诉说我的思想。

但是很快就被当作不务正业，整摞的书籍和成箱的稿子，在我醒来的次晨，就消失了踪影，我的家人美其名曰是为了我更好地选择适合我的生活方式。我穿着脏兮兮的拖鞋以平生最快的速度冲下楼寻找我的书稿，却发现扬长而去的收废品的大爷那辆破旧的三轮车的身影和一长串的废气。

就业以后的三年里，因为我生来的语言障碍和一撒谎就脸红的生理特征得到了很多外界莫名的“善意”，各种各样的人都在我这儿留下他们不为人知的秘密，俨然我成了一个不会说话的树洞，因为我没有透漏秘密的硬件条件。

领导都夸我是个踏实能干的小助手，升职加薪的事情仿佛就近在眼前，每晚都会接到的聚会邀请，仿佛成了我那三年里收获最多的礼物。

我开始能够面不改色地向遇到刁钻的顾客扯出一大堆官方的说辞，开始学会阿谀奉承那些职位比我高能力比我强的公司领导或者同事，开始满身酒气回到家沾床就睡，房间里乱糟糟的书阁里职场守则这样的书籍就占了一大半，开始看着酒桌上被猥亵灌酒的女同事无动于衷。 

我原先的坦荡和率真被这个利欲熏心的世界冷冻成霜，胸膛里振然有力的心脏充斥的全是漠然和伪善。

我最终坐上了周围人希望的位置，威风凛凛，稳稳罩住了自己和家人的面子。

可我并不快乐，严重的睡眠不足和被社会舆论压迫的焦虑，最终使我在上任的第三天，直接晕倒在偌大的会议厅。

出院以后的我，不顾家人的反对，和邻里街坊的闲言碎语，递交了辞呈，毅然决然地拖上行李，坐上了去往云南大理的火车。

那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火车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互相诉说着思乡情和生活疾苦，饭菜的香味和孩子的啼哭声贯彻了整列车厢。

我的座位对面是一对穿着白色服饰的母女，孩子睁着铜铃大的眼睛盯着我手中的黑色巧克力看，黑色眼珠像北京雾霾里的一道燃着火光的灯笼，明亮又绚烂。

我笑着把手中的巧克力全数送给了那个幼小的姑娘，姑娘的母亲脸上通红，作为馈赠她从随身背包里拿出了一袋炖梅与我。

车站中转的时候，我们就着蓝天白云拍了张照，和许多服装各异的旅客，我们在车厢里尽情地欢声笑语，我把自己的随笔拿了出来，小声地朗诵，小姑娘就在这嘈杂的环境里渐渐睡去。

临别的时候，小姑娘跑过来塞了个风铃在我的手里，告诉我：“这是我最珍贵的礼物，娘说有了这个就不会做噩梦了，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了，阿姨，你要替我好好保管。”

趁着年轻，好好做一回真实的自己，人生难得糊涂，就让自己活一回，走一程的旅程，哪怕千里万城，只要有这份信念，总归能到达。别活成自己都讨厌的样子，为了附和千千万万的声音随风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