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北京落黄满地的金秋时节，一家人决定今年回先生老家浙江过年。已四年未回去了，公公婆婆很高兴，不时来电问我们行程安排。
回老家之前，在网上虽看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个词，却没有一丝紧张，以为离我们还远，并未与自己春节期间外出联系起来。出发时，随手抓了一包口罩带上。将晚上的机票改为乘晚上的动卧到上海，为的是翌日与小姑子一家人汇合从上海开车回温州婆家。
动车上的人非常少，一个包厢里就我与先生两人。一边看网上疫情的报道，一边幸庆车厢里的人少。睡一觉后便到上海，小姑一家已开车在地下车库等我们。一辆7座的车两家人刚好塞满，一路欢笑驶向温州，路上颠簸六个多小时，夜幕降临后，终于抵达目的地。到了洞头区，本已下雨的天睛了。一路顺风，回到远离都市的海岛。岛上大部人家已贴上了春联，公婆家也准备好了春联，只待先生贴上去。大城市看不到的年味又回来了。
翌日，一打开手机，全是疫情的报道，隔一会看一下新闻，一点点冲淡了年味。每日清晨从网上了解不断变化的疫情趋势。年三十，一大家人聚在一起聊的也是疫情。随着新年钟声敲响，海岛响起阵阵鞭炮声、夜空中闪烁着璀璨的礼花，与往年声音一样响亮、美丽，却顾自热闹，无人观赏。看到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断增多，让原本打算初二到岛上与我们会合住在上海的母亲和妹妹不要来了。妹妹也正在犹豫，听我这样说，马上退票。原本以为今年春节因亲人的大团聚会更热闹，岂料谁也无心热闹了。妹退票的翌日，就有不收手续费，全额退款的政策。
大年初一，雨天。我们两家人戴着口罩在岛上闲步。小街空空荡荡、行人寥寥。走到曾经的海滨公园，如今海已填，修了高楼大厦，今非昔比，街边上再也看不到大海。原先的洞头县改为洞头区，海岛小城与其他小城也无多少区别。走累了，返回时想乘公交车，好不容易等来一辆，只有司机没有乘客，却又不到我们返回的地方。只得又步行，顺便到市场买菜。市场上，卖菜的人还不少，大家皆戴口罩，讨价还价，焉然不知疫情中。
大年初二清晨，先生突然神色凝重地说：“我们明天就赶回去吧，单位让离京人员尽快返京。”
我和孩子都不想这么早赶回去，尤其是孩子，他说：“这种时候，只有从大城市逃到乡下的，那有从乡下往大城市赶的。要走你们走，我要等到疫情过了再回去。”
“不管怎样，一家人要在一起。”先生说。
蓦地想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一家人经历大地震的惊恐，余震的担忧，水污染、核爆炸谣言的惶惑。灾难中，我们虽不用上班，面对人迹稀少的街道，电视中不断出现的灾难画面，焦虑、惶惶、难过。有些人逃到外地亲戚家，或是将孩子送到外地亲戚家。我也想过，是否将孩子也送到外地爷爷奶奶家。先生说：“不管怎样，一家人要在一起。”
2003年“非典”时，我尚在老家工作。远离北京，尚未离开当地，完全没有现在的惶恐。只记得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量体温，大家并未戴口罩，依然谈笑风生，只是话题大都关于“非典”。至到看到柴静的《看见》，才知道那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多么严峻。岂知，17年后，相同的画面再次出现，甚至更为严重。没有雾霾的蓝天也难冲走人们心中的阴霾。
初三，雨过天晴，湛蓝天空一洗连日来的绵绵阴雨，洞头岛露出清靓本色。真想走在岛上的蓝天下、沐浴在岛上的阳光中，却不得不取消原来的环岛游。与小姑一家开车离开，一路的蓝天白云仿佛在挽留我们。岛还是那个岛，在大环境中却难守它的纯净。自备干粮，不敢在服务区用餐，尽量少喝水少去卫生间。车外，人人皆戴口罩。服务区里鸦雀无声，口罩上的双双眼睛漠然、惶然。车开到温州市区，天倏然阴了，不一会，雨也淅淅沥沥下起来。车中的我们也很少言语，全然没有来时的轻松、愉悦。车开到“枫泾”时，前面的车已成长龙，开开停停，从下午4点等到晚上8点方排到疫情检查站。冬日寒夜，工作人员被防疫服、口罩包裹着，一双双洞若观火的眼睛不放过任何车、任何人。他们为每一辆车每一名驾驶员、乘客量体温，三十七度三以下才放行。原计划当日晚返京已不可能。
再三思忖，考虑高铁人多，一家人商量后决定翌日乘晚上的动卧返京。当晚住在上海妹妹家，原计划同母亲、妹妹多呆几天，也不得不放弃。晚上乘动车的人果真奇少，我从来未乘过乘客如此少的列车。整列车到北京的只30多个人，我们那节车厢只6个人。从上海妹妹家出门到北京家中，我们一直戴着N95口罩，连睡觉也未摘下。到了家门口，先生让我和儿子先不要进屋，他先进去开窗通风，喷洒酒精，用开水将我们每一件外层衣服浇一遍，我用带消毒液的水将所有行李箱擦一遍，才敢进屋。
单位要求返京人员自行隔离十四天，每天汇报身体状况。从离京到返京乘坐的每一种交通工具，包括列车的座位都要详细说明。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人数还在增加，每天一早打开手机，全是疫情的报道、新增的数字。虽呆在自己家里，却无彻底放松的感觉。
近日来，北京阳光灿烂。隔着窗户，望着马路上稀疏的车辆、行人，恍惚远离尘嚣又不似田园。故乡也好，他乡也罢，相似的春节之景只此一年。即将立春，我们又将走在蓝天下、沐浴在阳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