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刘建国的日本遗孤身份，翁子安即丢失的铜锤，卢木头的“失踪”，刘鼎初受迫害的原因，都是为城市或岁月所掩藏的秘密，需要不断探寻，哈尔滨也在寻找与揭秘中拼凑出多重城市人格。“署名”关涉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本原问题。更改或恢复“署名”，会使既有的家世血脉、身份认同、伦理关系显得虚妄，个人心理的平衡将被打破，面临自我的重新定位和往后余生的重新处置。可以说，“寻找”和“署名”是《烟火漫卷》的哈尔滨城市传记书写的结构性因素，“寻找”是叙事动力、情节主线，“署名”揭示了城市和个人的身份状况，是对寻找的最后交代。
阅读《烟火漫卷》，很容易形成一种初始认知：这是一部关于寻找的小说。寻找什么呢？最显在的情节便是找人。刘建国寻找被他丢失的铜锤（翁子安），黄娥带着儿子杂拌儿到哈尔滨寻找失踪的卢木头。寻子与寻父事件维系着主要人物的关系，“找人，已然成为他们生活的重心，成为连接他们的纽带”[22]。但是，小说对寻找的书写，并未停留在“寻人”的表层含义，而是获得了更深层的寓意。偶然犯下的罪孽和血脉遗传的生命标记，让哈尔滨的卑微人生陷入了漫长的身份寻找之旅，在寻找中，发现个人历史与发现城市历史交融在一起。
寻找家族和城市的历史，构成了小说的另一种寻找。谢普莲娜在古玩市场找到了遗失的金笺扇面山水画，“谢普莲娜高价买回这幅父亲珍爱的扇面画，如今它传到于大卫手中，挂在他松花江畔房子的墙上，正对着窗外的松花江。”[23]于大卫寻找、拍摄哈尔滨的老建筑，在历史遗留中追溯、怀念祖辈的时光和趣味。刘建国在旧货市场找到父亲刘鼎初生前最后的一部译著《二十世纪俄苏短篇小说选》，他好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激动万分，赶紧买下。这部译著家里仅存一本，母亲去世后，它被大哥拿去做纪念，大哥病重时，又传给了妹妹刘骄华。于今刘建国也有了一部父亲的译著，他如同获得了传家的信物。晚年的刘光复耗尽自己的积蓄，到处查阅资料，想要拍摄了一部东北工业发展历史的纪录片，他其实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哈尔滨历史。这些旧物，是记录他们个人、家族和城市历史的“文件”，寻找、观看“文件”的过程，也是不断确认文化身份和温习自我与城市的历史关系的过程。刘建国在得知自己的日本遗孤身份后，曾去图书馆查找文献资料，“想知道父母是谁，来自哪儿，他们叫什么？”[24]但这注定是徒劳的，想要厘清千头万绪的开拓团中每个成员的下落，比找铜锤还难。翁子安跟踪过于大卫夫妇，“想知道自己这道泉，是从怎样的山岭间流淌出来的”[25]。所有这些寻找，都指向生命的来处和自我的确证，是对人与城的身份追问。寻找，一方面表明了哈尔滨历史身份的疑窦重重、模棱两可，身份需要通过寻找来确认；另一方面表达了城与人既无来处亦无传承的惶恐，惶恐需要通过署名来消除。这座在文化上、认同上既缺乏明确父亲又缺乏可信子嗣的城市，正挣扎在寻父与寻子的旅途中，这是中华巴洛克风格城市的宿命。
寻找的结果，构成了不同的人生落幕。而“落幕”是在“夜晚”。在小说中，夜晚是一个充满罪恶、痛楚的时刻，或是疗伤、修复的时刻。夜晚降临时，刘建国在湖边猥亵了小男孩武鸣，这一罪孽多年以来像一块石头压在他心头；在夜晚，于大卫在哭喊声中，道出了刘建国的日本遗孤身份，进一步把刘建国推向了罪感和绝望的深渊；由夜晚，舅舅偷走铜锤的真相，被一点点揭示出来；黑夜降临，于大卫赶到兴凯湖边的小镇，用手机给刘建国播放充满人生苦难意味的《伏尔加船夫曲》；在夜晚，黄娥与刘文生的一次见面把丈夫卢木头气死了，黄娥自此以戴罪之身离开七码头来到哈尔滨。小说的下部之所以取名为“谁来落幕的夜晚”，一是因为罪恶发生在夜晚，二是因为人物的戴罪之身或身份重负在夜晚有了交待。翁子安、刘建国的身世之谜揭开了，翁子安从遗传病的心理阴影下解脱了，刘建国则选择赎罪终老；黄娥回到了七码头卢木头小馆，这里才是她和杂拌儿的精神原乡；于大卫在得知铜锤找到的消息后，萌生出新的人生遗憾。寻找的故事尘埃落定，但回首已是百年身。小说为哈尔滨人在偏远的矿区、湖边、码头安排了落幕的场景，在灿烂的烟花中，在劈柴燃烧的声音中，在袅袅炊烟中，刘建国、翁子安、于大卫、黄娥母子的故事在黑夜落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