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卢家圩上的那三亩多地改种棉花，母亲有自己的考虑。年年稻子麦子倒是收了不少，家里留下些口粮，其余的都晒干了卖到粮站“交国粮”，大队唐会计收过“上缴”之后，剩下的那几个卖粮钱，差不多也就只够家里的开支和来年买些农药化肥了。
种棉花算的是经济账，但想从棉花地里刨出“经济”，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从育苗开始，母亲就对棉花特别上心，呵护备至，像是对待一个新出生的孩子。育苗要打很多的“泥钵子”，跟做蜂窝煤差不多，都是圆柱体，不同的是，“钵子”没有一个个的孔，也更瘦更长，像是一个个可乐罐子。“钵子”朝上的面上有个半球形的凹槽，往里丢上两三颗棉花籽，用和了肥料的土填实，最后再将它们码的整整齐齐，放进用塑料布搭的温室里。两三天后棉苗就能出芽，再过约莫两个星期，就可以长到十多厘米高。这个时候，就该将它们移栽到地里去了。
棉苗下地之后，母亲每天都会竖着耳朵听村里的广播，那里面有镇农技站的最新通知。施肥、松土、送水、给药、打顶，样样不能延误。棉花非常“娇贵”，难“伺候”。你给它多一点不行，少一点更不行，多了它就疯长，只长个不结果，少了它又营养不良，抵抗力差，产量低。不过，这些都不算什么，母亲最担心的还是虫害跟下雨。
记得有一年的棉铃虫闹得特别凶，广播里从棉铃虫1代讲到6代的防治，母亲更是三天两头就要去买新配方的药。药用的是越来越猛，虫子却一代更比一代强，母亲无奈只能使出最原始的办法——人工灭虫。母亲找来两个装罐头的阔口玻璃瓶，用长布条系好挂在胸前，一个给我，一个由她自己。那个时候我还很小，个头比棉花高不了多少，就这样跟在母亲后面，蹦蹦跳跳的下地捉虫子去了。棉铃虫的颜色多种多样，喜欢啃食嫩叶、花蕾和青果，一个个吃的很肥，有的会藏得很深。母亲叮嘱我要一株一株的抓，不能有漏网之虫，不然还会继续生小虫子。我却开心地和虫子们玩起了捉迷藏，这边花蕊里揪出一条放进瓶子，那边叶子后面又发现一条。一抬头，不知何时，母亲已甩出我老远的一段距离了。
棉花的生长需要充足的阳光，除了自己的辛劳付出，还得“靠天吃饭”。天气好的年份，入秋之后，满眼望去，田野里白茫茫一片，像是下过一场雪。天好棉花的品质也就好，干燥、质轻，采摘起来人也轻松。就怕秋雨绵绵的天气，棉花果开不了口，时间一长就会掉到地上腐烂，必须一个个摘下来背回家剥。母亲矮小的身体，就这样一趟又一趟，一袋又一袋，把棉花果从卢家圩背到家中，一点一点堆成了一座棉果山，就像传说中那个“寒暑易节，始一反焉”的愚公。我怀疑，母亲腰疼的老毛病，就是那时候落下的。
棉果山最终会变成一张张竹席上的棉花，它们又将在晒干之后被卖到镇上的棉花站。秋天的农活本来就多，剥棉花的事情往往只能在晚上花时间做完。母亲一直有个当天之事当天了的习惯，于是，常常我一觉醒来，还能看见昏黄的煤油灯下，母亲被棉果和棉壳包裹的身影。我很讨厌剥棉花，尤其是那种被雨淋过的青果，有的已经开始腐烂变黑，到处包裹着一种粘液，这种棉花，里面的籽还没有成熟，晒过之后重量很轻，卖不了几个钱。我常常以做功课为名不剥棉果，只是偶尔来了兴致时客串一下，帮忙剥掉一点，还都挑那种容易剥的。母亲却不怕，她曾跟我说过，将一大把剥好的棉花扔进箩筐里时，那“啪”的一声闷响，她很喜欢听。母亲最希望的，其实就是父亲能够帮她一起剥，一边剥一边说说话，时间会过得很快，人就会轻松许多，不觉得累。但自从父亲承包了村里的土窑之后，手上赚了一点钱，根本看不上地里的那点收入，家里的农活过问的越来越少，曾不止一次劝说母亲，不要吃种棉花的那个苦。有一次，天色已经很晚，母亲才将最后一袋棉果背到家中，父亲却不知去向。母亲拖着疲惫的身体，终于在一户人家里，找到了正在牌桌上的父亲，而牌桌的旁边，已经摆好了卤菜和酒。父亲不愿意回来，和牌友一起劝说母亲留到明天再说。母亲气得把桌上的牌一把全摔到了地上，在众人异样的目光中，扭头回了家。母亲给自己下了点面条吃下，含着泪，又一个人低头剥起了棉果。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小镇教书。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买房成了“刚需” 。而此时的父亲早已风光不再，还欠下了不少债务。小镇的房价虽然不贵，一套三室一厅的大房子，五万元便可买到，但这对刚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却是不敢奢求的。母亲却胸有成竹。有一天回去吃饭，母亲从里屋取来一张存折递给我，上面竟然有三万多块钱。看着我诧异的眼神，母亲微笑着说：这些钱，都是那些年卖棉花攒下的，你全部拿去，赶紧把房子定下来，等你把结婚大事办好了，我也就真正安下心来了啊。
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无从得知，那一万多斤的棉花会去往何方，做了谁的漂亮衣服，亦或温暖了谁的被窝。我只看见了母亲辛劳的背影和那被岁月摧残的双手，是那么的令人心疼和愧疚。直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