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大强在他的遗嘱发布会上，道出了另一种现实：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都挺好》剧情尾声，预感到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苏大强，停止了放飞自我。他像一个顽皮的，蓄意耍闹的孩子，飘了40多集后，终于安静下来。苏大强宣读遗嘱，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导演对这个人物的最终陈词。倪大红在这一幕戏中，奉献了令人汗毛竖立的演技，也宣告了一个影视剧经典角色的诞生。这个角色足够复杂，他一生的经历，是社会中家庭关系的典型写照，而子女与原生家庭的结，正源自原生家庭的婚姻关系。

看完大结局，觉得这剧叫《被嫌弃的苏大强的一生》可能更贴切一点。将这剧放置到苏大强一生的维度，可以看到，像无数平庸的中国男人一样，在他强势媳妇离世后，截取了他人生中的一个时间切面。整部剧时间线不到一年，正是苏大强“放飞自我”的一年。而当他发现自己患病后，又回归到真正父亲的那个角色。在苏大强的“作爹日常”中，导演用了轻喜剧的手法，削弱了严肃的效果，照应了结尾处真实苏大强的回归。

苏大强为什么如此“能作”？

苏大强的“作”，是一种对自我平庸人生的戏谑。

苏大强的“作”，被观众嫌弃，实则他的一生都在遭受嫌弃。

苏大强的“作”，并不是他的本性，活在苏母强权下的，同样不是他的本性。

在遗嘱发布会上，他拿出了一支钢笔，说：“这是我工作第一天买的，本打算用他写字，没想到用它记了一辈子账。”这句台词道出了苏大强在情感与个人价值上的双重失败。当年的苏大强也许是一个有些追求的年轻人，而从他娶赵美兰那一刻起，悲剧就已注定。苏母因城市户口嫁给苏大强，这是一段无爱的婚姻。看似是苏母的强势，导致苏大强在家中的存在感极低，懦弱无能，而这并不是造成悲剧的根源。在一个家庭的内部结构中，女性的功能本就不弱于过男性，女强男弱，依然能维系着整个家庭的和睦运转。

维系这种运转的，在传统社会中，是某种伦理对女性的道德约束。在正午阳光的第一部剧《闯关东》中，同样构建了一个这样的家庭——大儿子朱传文与大儿媳那文，同样是包办婚姻，女强男弱，而那文的角色，正是以传统女性的“贤”在维系着这个家庭。朱传文是家庭的面子，那文则是里子。一个家庭的组织关系，正如社会组织关系的映射，它需要一种平衡与制约，有行政机构，就要有监察机构。而当传统的贤妻伦理瓦解，家庭出现危机的状况下，这种家庭关系和权力就会失衡，其中一方的独断，导致了每个成员的意志无法得到平等的发展，下一代的人格就此烙下原生家庭带来的负面印记。正如剧中的苏大强，即使不满意妻子的“重男轻女”也不敢出面纠正，攒私房钱给女儿买练习册，被媳妇发现遭到罚跪。这即是一种家庭权力失衡。

在苏家的这段婚姻中，苏母曾想过要离开这个家，独自去上海成家。明玉的出生，让苏母的逃离告破。实际上，从明玉出生那一刻起，苏家就已陷入危机，苏母将对婚姻的失望，对苏家的积怨，灌注到苏大强和苏明玉身上。苏大强失败的婚姻与父亲角色的缺失，也是生产家庭负能量的根源。现代家庭中，当父亲的角色无法主导家庭权力时，这个家庭靠什么维系，如何达到一种平衡，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被嫌弃的苏大强，颠覆了中国式父亲的形象。父爱并不如山，当你想要依靠这座山，山就上厕所了。当你想要这座山为你遮风挡雨，山就跪了。在明玉之外，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也同样影响者下一代男人。长大后的苏明哲和苏明成，都传承了给媳妇下跪的“传统”，也都不是家庭角色的实际主导者。在苏母的强权下，看似培养成功的两个儿子，身上同样遗留着苏大强的种种缺陷。

如此失败的苏大强，值得“洗白吗？”遭到全体网友嫌弃的苏大强，对这个家庭有过付出吗？答案又是肯定的，甚至有点辛酸。

像无数个权力失衡的家庭一样，苏大强是那个选择隐忍的，他扮演的是家庭的里子，只不过换了性别。当苏明成无数次怀念苏母的时候，他不知道的是，苏母对他的付出与爱，其中都有苏大强的一份隐忍。苏明成找工作、买房、买车、结婚的钱，都是苏母剥夺苏大强的生活资源换来的，甚至小舅子一家，也是从苏大强身上搜刮出来的。这为苏大强住在明城家，百般刁难这个儿子提供了合理性。为什么“作”老二最狠？苏大强心中有一笔账，你小子眼下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爹身上削来的啊，你妈没了就该你还债。事实也如此，如果当年苏大强当年选择与苏母离婚，苏明成心中的“慈母”根本就不存在。

编剧高明的地方在于，让这样一个隐忍的老好人形象，有一天选择“放飞自我”了，并将一系列“放飞”的过程戏剧化给观众看。用观众吐槽洗白大结局的话说：有人做了一堆坏事，做了一件好事就获得原谅；有人做了一辈子好人，做一次坏人就被钉唾骂。苏大强的人生轨迹兼具这两点：他实际上做了一辈子好人，在媳妇去世后，选择“作”了一波。而在作出天际患病后，又做了一回好事，与儿女达成和解，选择回归最初的本我。观察生活中的老人，就会发现，有的老人一生脾气温和、晚年却性情大变，这实际是一种补偿心理，他们对一生的经历心有不甘，选择在此时爆发出来。

苏大强前半生的隐忍，是因对苏母的爱，对儿女的爱，或许兼而有之。当他在遗嘱发布会上嚎啕大哭，这哭，是对一生之苦的真情流露，有情感的压抑，有一事无成的懊悔，更有作为男人未尽人生之责和未能活出自我的不甘。

与苏母共度的前半生，是他的第一重人格。苏母死后，上演“作爹日常”，是他的第二重人格。只有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前，即将进入“无我”状态时，此时的他，才拥有短暂的“本我”。在那一刻，父亲这个角色才真正属于他。他想起自己已经当了爷爷，想起二儿子的婚姻状况，想起受尽委屈的女儿。而在他生命前两个“人格”中，苏母的强权，导致他与这个角色疏离，“放飞自我”的快意，麻痹了他的责任。

剥去苏大强身上戏剧化的一面，这样的男人形象具有普遍意义，他是我们身边的许多个父亲，他们是家庭中的“老实丈夫”， 是被嫌弃的“油腻中年”，他们最终将成了现实版的苏大强。在中国社会中，父亲这个角色承担过多少责任与伟岸，背后就隐藏着多少脆弱与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