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十六字母

唐代传入的密宗认为，准确念经、念咒才能与佛顺利沟通，所以中国佛教徒特别重视经典字音研究，甚至以“参禅为大悟，审音为小悟”。在此推动下，唐代末年，继反切、四声之后，“三十六字母”出现了。

三十六字母指中古声母的36个代表字，反映了中古语音的声母类别。唐末僧人瘦温原定三十个字母，宋代增为“三十六字母”。

人们最初使用反切上字时比较随意，同一个声母会用不同的字。三十六字母把反切上字进行了归类，是音韵学历史上的有一个里程碑。

二、等韵图与等韵学

等韵图最初是用来分析韵书反切的，相当于声、韵、调配合表或音节总表。现存最早的等韵图是宋代无名氏的《韵镜》，郑樵的《七音略》，据说是司马光作的《切韵指掌图》，无名氏的《四声等子》。

等韵学约始于唐代中叶，是基于等韵图的系统，分析汉语语音结构的一门学科，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普通语音学，是汉语语音研究的进一步系统化、精密化。

三、破除叶韵说的错误

传统上所说的古音专指上古音，即先秦语音。两汉尤其是西汉因为语音较为接近先秦，也算上古音。六朝人读先秦典籍，遇到读音不和谐的韵脚，就用临时改读的办法使之和谐，这就是“叶韵”说。叶韵也叫叶音、协句、协韵、取韵等。

叶韵说在唐宋盛行，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比如朱熹在写《诗集传》时，凡是用当时语音读《诗经》不押韵的地方，为了谐合，就进行了改音。这样一来，在同一首诗里，同一个字会有两个毫无出处的不同读音。

甚至有为了叶韵而改字改训的。最著名的是唐玄宗命令改《尚书·洪范》“无偏无颇，遵王之义”的“颇”为“陂”的例子。顾炎武指出，古人读“义”为“我”，与“颇”是相协的，所以唐玄宗是改错了。

叶韵说证明，古人还没有一种明确的观点来证明古今读音的历史演变。

四、顾炎武的《诗经》用韵研究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文学家，也是清代朴学的开山鼻祖。朴学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考据学、考证学。他开创了清代古音学，代表作《音学五书》，其中的《诗音本》是最重要的一部。

五、段玉裁的谐声字研究

研究上古语音系统，有两种最重要的材料，一是前面说到的《诗经》韵脚，而是形声字。当然，造字时代要比《诗经》时代早得多，而且不可能是一时一地造成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宋代起有人用谐声字考证古音；顾炎武时，开始有意识地把同韵部的谐声字主次分明地放在一起，让人一目了然。随后，清代古文字学家段玉裁发展了这种做法，全面利用谐声字研究古韵，成就超越了前人。

六、钱大昕“古无轻唇”“古无舌上”说

清代钱大昕在《古无轻唇音》里最先断定“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上古音中没有轻唇音声母，这是古音学中的重要论断。

钱大昕还同时提出了“古无舌上”的重要论断，峙上古音中没有舌上音声母。

现在有一种现象，一些人声称要复原“古音”，另一些古诗词爱好者试图用“古音”读古诗。要知道，古音研究的材料是复杂而有限的，现在拟测的古音音值不可能与古代语音完全一致。所以，“复原”和用“古音”读古诗，只能是尝试满足一种愿望，要想真实体现，是不切实际的。

七、现代语言学的传入

1923年，前俄男爵钢和泰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由胡适译成中文发表。这篇文章介绍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高度评价了高氏的中古音构拟。他还提出了构拟古音要用的三种重要材料：一、中国各种方言与朝鲜、日本、安南（越南）文章里的汉字读音进行比较。二、古字典里用反切表示汉字的读法。三、中国字在外国字里的译音，外国字在中国文里的译音。

刘晓南《音韵学读本》里由此得出结论：诵读佛经的梵文是有最稳定读音的语言。因为怕读错，怕发错音，所以非常慎重仔细。在翻译成汉文译音时，严格地选择了最适当的字音，并且，两三千年来，梵文的音译一直忠于最初的读音，没有变迁过。

此后，中国音韵学研究从音类研究转向了音值拟测。历史比较学得以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促进了汉语音韵学的发展。

八、高本汉的中古音拟测

1940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本出版。由赵元任等翻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与 作者一起，对该书做了很多修正、补充工作，代表了当时汉语音韵研究的最高水平。

高本汉是第一个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系统拟测汉语中古音的学者，对汉语古音拟测有奠基性、开创性的贡献。他通过研究《广韵》等韵书、松原等韵图；33种方言资料（其中22种是他自己调查的）；还有日本、朝鲜、越南语的汉字读音，说明了现代方音是以何种规律从中古音演变而来的。

九、王力的古音拟测

王力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晚年写成了《汉语语音史》，把上古至现代的汉语分成九个阶段进行语音拟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中唐、晚唐--五代、宋、元、明清、现代。

《汉语语音史》是迄今为之最全面、系统的汉语语音拟测著作，是古音拟测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十、汉语方言

中国自古有书面语、共同语（有时二者是一体）与方言并行的传统。古代社会的交通、商业不发达，社会分离，地理阻隔，使方言得以形成。而人群迁徙、民族融合、语言接触等因素，又使方言变异，或造成新的方言。汉语方言之间最大的差异是语音，其次是词汇。

现代汉语包括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和各种汉语方言。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现代汉语方言分为10个大区：官话、晋话、吴语、徽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语、平话。“官话”这个词起源于中国古代对汉语官方标准语的称呼。朝廷使用的汉语在周朝称“雅言”，在明清时已经称为“官话”了，1909年时称为“国语”，1956年中国大陆改成“普通话”，是使用人口最多、分布面积最广的汉语一级方言。

明清以后城市和商业繁荣，共同语的影响力增大，方言开始弱化。各种方言在逐渐接受共同语的特点、成分，逐渐蜕变。至于方言中吸收大量普通话的词语，更是自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