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妖狐戴季陶自杀前后
戴季陶是蒋介石的重要谋士，号称一代妖狐，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史馆馆长、考试院院长等职。
他也是国民党的元老，早年留学日本，混迹于日本女子堆中，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早期反清时叫天仇，意思是与满清有不共戴天之仇，曾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在蒋纬国自传中曾声称，其父是戴季陶，其母是日本护士重松金子。
孙中山逝世后，他曾写《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改名戴传贤；后来戴季陶认识了蒋介石，与蒋介石同做交易所生意时，改名戴季陶。
陈布雷自杀后戴季陶心灰意冷，被蒋介石痛骂一顿，1948年12月被蒋介石下放到广州修养，下榻市政府迎宾馆，条件还是比较好的。
戴季陶闲暇时喜欢登山拜佛，最喜欢去的是广州六榕寺，与那里的和尚关系非常好。
戴季陶主持考试院曾在南京鸡鸣寺下修建庭院楼阁，建筑式样参考的就是庙堂。戴季陶当年住在里面烧香念佛，凡是不尊重佛教的人便休想跨进考试院的大门。
1949年初，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国民党的垮台指日可待。解放军在长江北岸陈兵百万，南京岌岌可危，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行政院长孙科带着他的行政院匆忙逃到广州，南京只剩下孤零零的代总统李宗仁撑门面。
孙科的行政院到广州后四处强占房子，其中市府的迎宾馆被孙科相中。广州市长欧阳驹只得亲自出面，请戴季陶搬到省政府的东园招待所。
宋子文主政广州时，东园招待所的大房间都被政府高官占据，戴季陶只得住在一个小房间。
不久，又有一个从南京逃到广州的要员送给他10万元，要他搬出东园，这下严重伤害了戴季陶的自尊心。想当初戴季陶权倾朝野，这帮后生谁不奉承？而今虎落平川被人欺，这口气实在难咽。
却说孙科逃离南京后，李宗仁请于右任和童冠贤来广州做说客，多次劝孙科回南京无果。
于右任也住在东园招待所，与戴季陶为邻。两人本就是好友，相谈甚欢。
2月11日，于右任在戴季陶家谈的投机，直到晚上11点才散。
12日上午7时，戴季陶的陪护人员发现他服用过量的安眠药，急忙报告。据广州卫生局长朱广涛说，他接到东园招待所的紧急电话，带来一支医疗团队赶来施救时，戴季陶仅有微微的体温，事实上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
当时桌上有安眠药瓶一个，但只剩下一点点。
戴季陶与蒋介石交情颇深，广东省各政要如孙科、吴铁城、马超俊、薛岳、余汉谋等纷纷前往东园，空气十分紧张，大小政要各个垂头丧气，如丧考妣。
听说戴季陶给蒋介石留有遗书，但当局不允许公布。
2月12日，于右任准备回南京向戴季陶辞行，才知道戴季陶昨晚自杀了，痛哭流涕。
孙科、吴铁城到机场送行时，于右任仍泣不成声。
12日下午，吴铁城与张群通电话，报告戴季陶死亡的消息，没有提及安眠药的情况，只说戴季陶抵达广州后身体不好，11日晚只吃了一块面包，不知道什么缘故，12日上午便去世了。
他告诉张群，戴季陶的儿子想把戴季陶的尸体运到四川原籍，问张群的意见，张群说戴季陶一向不承认他是四川人，最好问下戴夫人。
实际上张群知道戴季陶家庭关系复杂去，不愿介入。
戴季陶的原配钮有恒于1942年去世，生子戴安国，现在的妻子是钮有恒的外甥女赵文淑，生女戴家祥。戴安国和现在的戴夫人是什么关系，恐怕戴家人也说不清楚。
戴季陶的家人协商后仍表示希望把遗体运到四川，张群只得准备迎接遗体。
戴季陶死后，遗体被送到粤光制殓公司。13日上午，国民党政要陈济棠、薛岳、余汉谋等到粤光制殓公司吊丧。兔死狐悲，已经下野的蒋介石也发来唁电，声称“痛失勋耆”。
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由台湾飞到广州，他不想出钱运遗体，最后由政府官员出面雇佣中央航空公司专机。
戴季陶的死，在广州约耗用了港币三万元，其中棺材是枣红色的楠木棺材，花费了港币4500元，全些钱都是由广东省银行支付。
15日上午9时，戴季陶灵堂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公祭”，广州民众团体都被硬性规定派代表致祭。10时，由中央航空公司专机运成都，其子戴安国跟随护陵。当年相关的报道说其女戴安祥和戴夫人“日内返沪”也就不难理解了。
孙科带着一帮官员在白云机场辞陵。同日在四川，张群、王陵基、刘文辉等数百人在凤凰山机场迎接灵柩入城。
戴季陶与其夫人钮有恒合葬于当时的成都外西枣子巷戴母黄太夫人的墓地。碑文是“吴兴戴传贤季陶先生之墓，德配钮夫人有恒合葬于此”。钮有恒也是早期的同盟会会员，她比戴季陶大五岁，婚后对戴季陶管束甚严，死后仍然不放手。
后来在上世纪70年代，当地生产队修建便桥，看到戴家墓地的几副棺材板非常结实，私自挖掘后将遗骨埋在了一条小河边。
据戴家后人回忆，蒋纬国通过特殊渠道寻找戴季陶的遗骨，在上海和四川公安部门的调查下，找到了这些遗骨，经法医鉴定，确定就是戴季陶夫妇并其母的遗骨。
1993年，成都昭觉寺方丈清定接纳了戴季陶归葬寺内，安眠禅林。（被某平台拒绝放到这里晒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