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带来的思考太多，阅读的过程心情跌宕起伏、五味杂陈，聊以拙笔将纷繁思绪记下。本书作者在书中第一章已经有过内容的概括总结，此处便不在浪费笔墨。
一．对沟通与理解重要性的思考
这本书展现的矛盾那么多，我觉得最终归因于彼此间的理解沟通不到位。中国与国际之间、官方的上下级之间、官方与民间之间、汉族与彝族之间，彼此之间并没有足够有效的沟通与交流。比如，历史上汉族与彝族间多争端，关系并不太好；改革开放后，普通民众彼此间语言的不通与文化差异带来了互不理解。比如，艾滋污名化在诺苏社会出现，介入者的“公文包概念”难辞其咎。比如，诺苏社会的民间禁毒组织逐渐失去效力，政府与彝族的家支头人、德古等传统权威并没有进行足够有效的沟通。比如，针具交换项目的失败暴露出的卫生机构与治安机构、政府与民众间沟通的缺失。仅仅将“已知者”的信息灌输给“不知道的人”无助于提升社区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各方耐下心来，彼此倾听、理解以达到有效沟通协商，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
二．对作者的了解
读完本书之后，惊讶于刘绍华作为女性在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坚持做社会调查，为她“除使用假名外，适度调整某些干部的层级或某些人的年纪”所展现出来的对他人的关怀而感动，她不乏女性的温柔细腻又具有坚韧不拔之志，无意间在书中会流露出些许一般高级知识分子所没有的侠气。对她的人生有些好奇，便去查了她的相关资料。她是台湾“眷村二代”（刘绍华的父亲是国民党败退台湾时的军人），是“文艺青年”，做过香港《明报》驻台记者，报道社会新闻为主。如此我在书中所感受到她的性格便有了合理的解释，她的侠气许是从《明报》中沾染上的。
她说：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希望凉山和我的诺苏兄弟们的生命能广被认识。尽管她的读者对她的书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但，她确实达到了她的目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三．本书摘录与学习
1.这部书让我知道，还有“医疗民族志”这种聚焦文化解释特殊的疾病或生理现象、透过灾难寻找造成健康问题的灾难根源来理解社会的方法。这本书如序言所说，剖析了社会变迁的物质过程、洞察社会灾难的结构根源、见证现代与传统、全球与区域、生命与死亡的交织辩证。里面的专有名词与说法，比如贯时性研究、现实性研究、通过仪式、参与观察法、经验的亲近性、本土观点，我们通过“现代性”这堪称二十世纪的宏伟叙事，以史无前例的姿态在人类史上掀起全球性的社会变迁，进入了“后传统秩序”。这些让我感到新奇。
2.从头到尾，我始终无法像原来那样，将自己变成作者来看这本书，我与此书，始终有陌生感，无法沉浸阅读，读书的过程中，“真的是这样吗？凉山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两个问题始终困惑着我。有种站在国际视角看待自己国家的感觉，比如作者称本书是“后社会主义转型的医疗民族志”，“中国是现代化转型里多元化现代力量较劲最为高潮迭起的场域”、“利姆双重疫情显示全球现代性在边缘地区所造成的不幸缩影”、“政治光谱上处于极端的现代性计划”等等，语言的疏离感与对改革开放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揭露让人不得不去思考，外部的世界有这样看待中国的，我们的问题如何去纠正，我们现在已经解决了里面提出的哪些问题，我们如何在未来的改革中尽量减少改革所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失，这本书的写作年代毕竟与我阅读它的年代有较大的时间差，一切究竟是怎样的问题始终待解。
3.全球化时代下这种个人主义的特质是自我根本上的不完整。当追求自由选择时，年轻人其实仍受限于更大的结构性限制，却只能各自面对，而这出现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就是离根的个人和全球性问题之间的制度性失衡。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些许自由，失去了些许保护。
4.当你真正的抛开自己的预置成见，卸下被灌输的那许多沉重的框框条条，置身于这特定的环境之中去理解一片土地、一个民族、一种宗教，以及在这时空之上繁衍出来的独特文化，如同只能生长于斯的奇诡植物。也许它不被理解、不可移植、也不是那么的完备，但它自成体系，植根于这土地，为这群生于斯、死于斯的人民所坚守和虔信。
或许我们感受到了来自上帝的隐喻—结核就像害羞的女人，而梅毒就像具有野性的男性。当艾滋出现，是人类文明又一负面的代表，但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男性个女性在这一病态合一的隐喻。
5.短短三四十年，我们眼睁睁的看着现代化的浪潮从祖国沿海的一个个港口城市蜂拥而入，扫荡东南，又漫灌到华南华中华北东北各大地区，一路猛涨着蔓延至四川盆地，沿着一条条江河、道路、峡谷，一直延伸到崇山峻岭之间最为偏僻的角落。
我们在经历着国家与世界双重转型的分娩阵痛，书中揭露的问题是有，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欠缺文化识能的国家代理人（基层干部、执行人）、地方政府治理朝令夕改、执行部门一盘散沙，各行其是。但我们在慢慢解决，很多做法多少都会有些许问题，但在其社会情境下已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从大的面上来看，符合国家整体的利益，因此给少数人群带来的损失，都在慢慢弥补。我们的未来，可期。
我们也许会有有的读者说的那样，“唯一可悲可怜处在于，（同读完《大路》后感一样），我们，这样一般人众，可以为现在这么个“精神分裂症似的”国家，做什么？！我看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纵使各位心中答案无数，即便无数关于此书的读后感，也仅仅深深摇头叹气，无济于事......”抛开这本书，看看现在的发展状况，我们所处的年代与书本有着时间差，我们在解决问题，我们和书中描写的年份并不一样，社会的变迁速度太快，一年的时间世界、社会扁足以改变很多。
6.书中说“创造模范的手法常被用来合理化其治理无方”与斯科特所说威权国家的“微型化”工程相类似，国家确实有这种问题的存在，无论是人民公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后都有过这种现象，这些模范先自己奋斗出点名气，然后得到国家支持成为样板。
我觉得这与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实验方法很类似，在小范围内确实成功，但是当把成功方法放到整个国家这大范围领域之内，社会情境发生了变化，不可控因素增多，模范是精神鼓舞，我们要因地制宜，没有懒可以偷。
四．近期读书联想
我一直在想，一次成功的田野调查需要哪些因素。就我自己看过的《黄河边的中国》、《Primates of Park Avenue》以及这本《Passage to Manhood》，粗浅的分析一下。
第一，都需要一个“偶然”。正如所有人类学者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做田野调查一样，比如薇妮斯蒂·马丁是偶然被上东区的高位男性搭讪后才渐渐融入上东区，刘绍华亦是偶然的“见鬼”才打开了融入诺苏社会的大门。但这是偶然吗，我觉得不是的，如果个人没有一定的自我修养，没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幸运”是不大可能会来的。“偶然”其实就是过硬的专业知识与自我修养。
第二，一定的关系网。刘绍华在她研究的地区有学界、政府工作的友人，曹锦清教授通过党校的朋友、同学间的“熟人社会”的关系网进入的中原大地，薇妮斯蒂·马丁的公婆家在上东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