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战争是张着贪婪之口的巨人，无数鲜活的生命则是最好的养分。这巨人总是会饿，因此每隔一段时期，他便会现身在世界的不同地方，无声无息，却又声势浩大的，收割着带血的灵魂。在老舍先生的笔下，记下了北平，那古老的城池，是如何岿然不动的屹立在那里，面对着巨人。在那段极短而极长的岁月中，黄昏堕入了地平线，而朝阳，喷薄而出。

华夏民族是极具包容力的民族，纵观历史，无论是怎样的王朝更替，外族入侵，最终都会被同化进这广袤无垠的疆域，融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而随着近代战争与热兵器的崛起，华夏民族的包容性与自愈性，追不上动辄伏尸百万，赤地千里的创口。古老的法子失了灵。北平城，便是浓缩后的华夏民族，而小羊圈胡同的街坊四邻，祁家的四世同堂，他们是北平城的孩子，更是北平城的象征。

中华民族那无争的品德在祁老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天就算是塌下来，只要拿破缸抵住了门，存上足够三个月吃的粮食和咸菜，便是什么苦难都能挺过去。老人在旧时代中所带来的种种经验，也正是那时中国所秉持的对外态度。国力日渐衰退而未战先怯。求和，撤退，求到了东北沦丧，等来了北平陷落，还未回过神，南京城里，三十万的亡灵升了天。一切旧的法子都作了古，侵略者的铁蹄下，以和为贵仿若纸做的盾牌，一触即溃。人是天生会适应环境，包括，适应亡国。像祁老人这般传统的中国人，如小羊圈里的众多邻居，比起反抗，更愿意选择等着不知何时落下的屠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战火之下，一切所谓的安乐，都是迈向死亡的协奏曲，他们，是睡了太久，极难苏醒的人。

祁瑞宣的身上，汇聚了那战争一代青壮年人中，最为真实的影子。辛亥革命，五四学潮以来，无数的年轻人自诩甩掉了旧思想的枷锁，毅然的离家而去，美其名曰“新人”。而鲁迅先生也正是由此，提出了“娜拉走后怎么办?”文化不是积木，不合适的造型便轻易地搬走，推翻。文化是长着茂密根系的巨树，腰斩也好，连根拔起也好，伤的都是民族的魂。一肩担山，是对祁瑞宣最恰如其分的评价，生而为人，从呱呱坠地起，便已和这世界，有扯不开剪不断的联系。瑞宣是中国，北平，祁家的长子，当民族大义碰上了柴米油盐，他无法舍去任何一个。那是一座每个家庭顶梁柱们，必须担的山，这山的名字，叫生活。生出来，活下去，已经是一个很沉重的字眼，何况，顶住了这山，便已是难得的胜利。他帮了瑞全出逃，自己顾惜清白，不肯为虎作伥，在这八年中，他努力的让自己不去沉沦，而见到身边无辜的人一个个死去，却又无时无刻不再挣扎自己的内心。他是这北平城坚守的代表，是那漫长的寒夜中，一颗微弱却执着坚定散发着温暖与光亮的火种，火种不熄，希望不灭。

瑞全，高弟，钱先生，作为新生一代，也同样是觉醒的一代，热血，仇恨，爱国情怀，不同的目的，促成了同一的信仰，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战争史上，是当之无愧的奇迹。而奇迹的创造者，便是瑞全，钱先生这样一群敢于赴死的志士。如若说瑞宣顶住了倾倒的高山，那瑞全，便是毫无掣肘，挥砍着大斧，一斧开山，劈出个朗朗乾坤。历史的创造不是个人的英雄史，战士的背后，是一众甘于坚守的人铸造的城墙。而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之流，与其说是恶人，倒不如说是耍着小聪明的可怜虫。攀附着权势的虫豸，没有独自抵抗狂风暴雨的能力。而性格决定命运。倾覆，从他们自以为是的落子开始，便已是定局。

《四世同堂》如一幅宏大的织锦，浮生百态，都是不可或缺的景致，而老舍先生富有京味，平实质朴的语言，一针一线，不疾不徐，不知何时一抬眼，便沉浸于这织就的世界。不难想象，《四世同堂》在成书之初，会带给民众怎样的震动。而放在当今时代，则更加历久弥新。天下承平，文人也好，民众也罢，安逸的久了，便会滋生出怠惰，浮躁，声色犬马，甚至是精神的日渐脆弱。此时的《四世同堂》，无异于一记响鼓，擂出了精气神，让萎靡的人的眼中亮起来。诚如祁瑞宣与钱先生对瑞全的希冀:不要放弃希望。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太阳落山，却也终会在地平线在此相遇，在这之前，唯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