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省城西安沿西兰公路西行七十公里，至古奉天县阳洪店十字，再沿乾兴公路南行约三公里，路西有一村，即杨村。千百年来，地处关中平原腹地的杨村似乎没有出过什么达官显贵可作为村民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杨村”的村名却颇有一点来头，据元好问《杨振墓碑》载，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废掉了隋恭帝杨侑。废帝杨侑后被封为酅国公，其十代孙杨怀顺和夫人彭氏有子十二人，“长曰公侯，次曰公神，……始分世田，随诸房所居，号十二杨村。”杨村属十二杨村之一，因系长子杨公侯所居，故名大杨村。名曰杨村，全村却无一户杨姓，如今的张董袁葛四姓人家估计全属杨家佃户的后代。杨村现分东、西、南村。东村一色张姓，无一旁姓他人；西村张姓为主，偶有董姓；南村袁姓为主，偶有葛姓。东村、西村中间只隔了一个涝池，实际上等于连在一起，而南村距东村有一箭之遥的路程。本文作者即生于斯、长于斯，在大杨南村这个不大的村落里，我生活了将近十八个年头。
说起“生活”二字，看天下苍生整日闹嚷嚷乱纷纷忙碌碌，究其实不外衣、食、住、行四个字，那些名呀利呀实在是些身外之物。帝王将相如此，草民百姓如此，杨村人也如此。几十年前如此，几十年后如此，几百年前如此，几百年后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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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几十年前杨村农民的穿衣，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最久的画面是：农历一、四、七，王乐镇逢集日；清晨；杨村村东的路上，一个又一个牵着孙女或孙子的小脚老太太，穿着新崭崭黑色直贡呢面料的大襟上衣，稀疏花白的头发抿得溜光，胸口别着一方手帕；下身同样着黑色的裤子，裤脚用布带子一扎，一双伶仃的小脚越发突出了。这些穿着压箱底衣服出行的老太太们，左摇一下右晃一下地在路上行走，满是褶子的衣服和满是褶子的脸上，充满着洋洋喜气。遇到熟人，她们总是很夸张地打着招呼。那些充溢着自足和幸福的很夸张的招呼声，至今仍回荡在关中平原的阡陌上。
那时候杨村的男人们，光是一个吃饭问题就弄得焦头烂额，于是，穿衣的问题就更多地留给了女人。我童少年的印象中，母亲和周围的女人们，一年四季永远都在为一家老小的穿衣而忙碌着：种棉花、务棉花、拾棉花、轧棉花、弹棉花、纺线、织布、捶布、裁衣、缝衣、补衣，因而，几十年后的今天，一提到家乡，一想到去世多年的母亲，总会想到李白的诗句“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耳边也总是回荡着傍晚时分那个雾气氲氤的村落此起彼伏捣衣的棒槌声。
其实，说到穿衣，那时候杨村农民的衣服实在再简单不过，上点年纪的男人一年四季就那么几件衣服，连颜色也就两种：黑和白，春、秋、冬三季穿黑，夏天穿白，甚至可以光着膀子。夏天自然好过一些，冬天可就难熬了，家境殷实的人家棉衣里面套件衬衣外面再罩件外衣，但更多的男人冬天就穿着空心棉袄，中间再缠个布腰带，美其名曰“三单不如一棉，三棉不如一缠”。1981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四人帮”，落魄的张春桥穿了一件空心棉袄接受审判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电视机前的我心里暗想：在杨村，穿空心棉袄的农民满街都是！当然，杨村农民贴身不穿衬衣并非为了向谁示威，实在是想穿而不得。
那个时候，做衣服的原料棉花属于“战备物资”，属于国家统购统销的范围，我就听一个小伙伴煞有介事神神秘秘地说过棉花可以造子弹造炮弹。地处关中平原的杨村每年都要大面积地种植棉花，但交过“爱国棉”之后就所剩无几。于是，一些男人女人就开始铤而走险，去偷国家的“战备物资”。然而，偷棉花的罪过远远大于偷粮食的罪过，偷粮食至多落了小偷小摸、偷窃集体粮食的罪名，而偷棉花则会被无限上纲上线，弄不好就会因为盗窃国家的战备物资而被判刑。所以，偷棉花的人要比偷粮食的人要少很多。尽管大家都缺吃少穿，但敢于铤而走险的人毕竟是极少数，更多的人家的穿衣问题只能看家里的女人是否能干了。能干手巧的女人，家里男人和孩子出门就穿得体面些；笨拙的或懒惰的女人，男人和孩子就只能穿着破烂了。每每看到母亲为全家人的衣服而绞尽脑汁，甚至黯然伤神，我就怀疑小伙伴所说的造子弹造炮弹的话是谎言：软乎乎的棉花怎么可能造出那么硬的子弹炮弹呢？要做衣服没有棉花，那去镇上买布料吧，可买布料一是要钱，二是要布票。而钱和布票这两样东西杨村农民都缺，于是就只好“内部挖潜”，在节约上狠下功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件衣服最少也要穿九年，这是我最早形成的关于穿衣的理念。既然“缝缝补补又三年”，因而母亲在做衣服时，必须把裁剪下来的边角料精心地拾掇到一个包袱里，以备衣服破了之后打补丁。有那么几年，在杨村，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着补丁衣服的人们，且补丁的部位极整齐划一：双肩、双膝、屁股。这些地方都是常磨损的地方，所以补丁摞补丁的事情也屡见不鲜。那时候的衣料质量差，掉色，常常是衣服整个都泛白了，但打上去的补丁却是崭新的，和掉色泛白的整体形成了鲜明对照。所以，几十年前的杨村，到随处可见双肩、双膝、屁股上打着圆圆的崭新补丁的农民在街道上晃晃悠悠。这，也算得上是那个时代一道独特的风景。
衣服如此，鞋自然也好不到那儿去。和我一起成长的小伙伴们，似乎没有谁一年到头都穿着浑全的鞋子。一群小男娃，一天到晚的疯跑，一双新鞋子上脚，没过几天就开帮了，回家母亲缝一缝再穿；又过些日子，鞋底磨穿了，回家再告诉母亲，母亲拿上鞋端详半天，说再穿一穿吧！就又凑合着穿一些天，直到鞋实在挂不到脚上了，才考虑重新换鞋子。鞋子最容易烂的地方是鞋尖，兴许是孩子脚长得快，新鞋上脚不久，很快就看见大拇指挣扎着从鞋尖里生动地钻了出来，大人见了，打趣道：“快看，你‘大舅’跑出来了！”“大舅”跑出来就跑出来了，那时候大家几乎都这样，没有谁会在乎。
我的记忆中，对于自己的穿着开始在乎最早始于袜子。最早穿什么袜子我已没有什么印象，但上学之后开始穿袜子，是母亲把姐姐穿过的袜子改了之后再给我穿。这原本没有什么，问题在于姐姐的袜子多是红色的。男孩子不像女孩子，对于穿着确实不太在意，红袜子总比没有袜子强。但不久我就发现我不在意有人在意，而且是班里的小女生在意。当然，她们的在意更多的表现形式是讥笑。自从我发现有人讥笑我的袜子后，就觉得我脚下的红色很是扎眼。男孩子说到底也是小男人，自有男人的虚荣和尊严，于是，我就鼓起勇气向母亲诉说了我的尴尬。母亲听了之后没有说什么，等到下次染布的时候就顺便把红袜子染成了黑袜子。尽管穿上之后每天两个脚丫子都被染得黑乎乎的，但我私下里总算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起码不会再有女生老盯着我的双脚仔细端详了！
因为总是没有新衣服穿，那时候孩子们就天天盼着过年。“过新年，穿新衣，戴新帽”，在杨村，即便是家境再差的人家，过年还是要给孩子置买新衣服的。大年初一早上，你会在杨村的街道上看到一群穿着簇新的衣服的男孩女孩在嘻嘻地笑着、追逐着、打闹着，尽情享受着这一年一度的节日！有一年，狂欢过后我回到家里，向母亲描述着外面孩子们的盛景，母亲却说了一句“富人家过年，穷人家过难”的话。我呆呆地望了母亲半天，想起了母亲为了过年给我们姐弟做新衣时愁眉紧锁的样子，就小声地、违心地说：“明年过年我不要新衣服了。”这一次，轮到母亲呆呆地望了我半天，走上前摸摸我的头，说：“娃长大了！”
多年以后，我回到了母亲已去世多年的家里过年，毕毕剥剥的鞭炮声里，我陪着年迈的父亲在看电视。电视里播着一条新闻，说是一女士在“北京燕莎”买下了商家说的“绝无仅有”的两件衣服，但不久商家在橱窗里又挂出来两件一模一样的衣服。女士一怒之下状告“北京燕莎”，结果女士胜诉。那两件衣服的价格共三十二万元！父亲耳背没有听清，我就大声地告诉了他。父亲听了之后，愣愣地看了我半天，说：“三十二万？三十二万！疯了！疯了！”
对于几十年前穿过空心棉袄的杨村农民来说，一个人花三十二万元去买两件衣服，确实是一件十分疯狂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