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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乐主题写作之【纪念】
那是一段和现在比起来相对动荡的时代:同样肤色的人种携着不同文化的语言,大批大批地涌进来,他们要求这里的百姓改变自己的国语和姓名,要将原本的台湾岛屿彻底覆盖。
我们出生后就无父无母的主人翁玉子原本就没有姓名,也还不到会说话的年纪,所以关于这点她倒是很幸运。至于她真正的血统是来自于哪一对夫妻,她从来也说不清。在玉子有限的记忆当中,最先谈起的是生母本是一名小有名气的艺旦,与当时的校书先生暗通款曲将她偷生下来,后来校书先生不幸染上疟疾离世,生母整整12天粥米不进,最终于昆山楼中悲痛自缢,被留下的玉子则由几名艺旦轮流抚养;她还说自己是一名被人从日本带到台湾的私生女,将她留在这后便独自回去,至于为什么来,又为什么在留下她后选择离开,这点玉子自然是说不清也道不明。姑且不论玉子的哪一种回忆更具有真实性,她都不愿意相信卡桑(母亲)对她说的,她只是卡桑与日本多桑(父亲)在一家杂货店前捡到的女婴,卡桑每每说起这件事总是怜惜地将玉子抱紧,她说玉子当时就被裹在店前的石墩上嚎啕哭泣,眼泪鼻水自小脸蛋牵丝到地上,汇聚成摊。无论如何,玉子更愿意相信她的第一种记忆,这让她的故事变得更加离奇,同时也奠定了她能歌擅舞的天赋异禀。
能够肯定的是玉子是从10岁开始便渴望要成为一名戏子的,在女性意识抬头后,因贫寒而被家人卖至酒楼的艺旦们,逐渐登上歌仔戏的舞台,与原本只有男性才能演出的旦角做竞争。卡桑偶尔趁着多桑应酬的间隙,偷偷带着玉子去到巷弄中不易被查获的野台,观看那些被日本人禁止的男生女旦,不论是《山伯英台》还是《陈三五娘》,几次之后玉子无可自拔地陷入他们在台上唱演的爱欲情欢。玉子在台下模仿他们的唱曲和身段,以手式配合腰部、脚步全身环节来传达剧情:台上唱一句,她在台下转个身,将头微低后踏出小碎步,细柳腰微幅度扭摆,最后下巴抬起时,她的一对媚眼便与兰花指环同时勾了出来,绰约的身姿浑然天成、有模有样,每回都能引来周围观众的格外注意。要说玉子最擅长的,还是以极悲怆的哭调来诠释苦守寒窑十八年的王宝钏,即使这种哭曲在当时被日本人冠上了亡国的罪名,她还是会着力各种哭调转音,好似要从中寻得自己被遗弃的原因。曾有几团班主都愿意出高价钱请她卖艺加入戏班,无奈别说是卖艺,要是被多桑知道她们来看戏,回去都会受到很严重的责罚;于是当玉子的歌声越发张扬后,卡桑便不再带她来了。对于玉子来说,唱戏是她人生的第一个梦,她并不在乎唱的是生角还是旦角,甚至是反派的丑角她也能甘之如饴。没有人知道玉子的这场梦持续了多久,也没有人知道玉子除了这场梦以外,还有没有其它的梦;但是据玉子本人说过,在她与旦那桑(当家的)一开始的那几年,已是她与这场梦最近的时候。
战争开启第二年,玉子与她今生唯一的丈夫在台北码头邂逅。当时的旦那是第一批受命前往海南岛支援的本岛人(日治时期日本对台湾的称呼),也是第一批逃回来的本岛人。原本还算富裕的他在海上被洗劫了全部家当,家族的房产也尽数被充公用作战时资源;出发前他本是风度翩翩的富足书生,遇见玉子时他已是一贫如洗的狼狈逃兵;然而这并不影响玉子与他的一见钟情,旦那爱上玉子被多桑培养出来的气质风范,对当时玉子在一凉亭中恣意哼曲的妖娆身段,更是有惊为天人之感,“真是一位妖娇的水姑娘啊。”玉子的印象中,那是旦那桑在她身后说的第一句话。那一年的玉子17岁,他被这个男人牵起手走进巷中为逃避日警而秘密搭建的戏台,用一张战友施舍他的银券买下两张门票,也买下玉子往后的全部人生。
当玉子带着旦那桑回家拜别时,多桑对准婿的本岛人身份十分不认可,毕竟他离开家乡来到台湾的本意,是响应祖国要将纯正的日本文化开散出去,若是玉子又嫁给本岛人,他便相当于白费了苦心;但姑且不论目的性,多桑对玉子的帮助也是最多的:重视学识的多桑让原本一无所有的她恢复学籍,在小学校(仅供日本人就读的学校)里能以日本人自居,还能免于受到日本里邻的嘲笑或暴力攻击;在日军广搜全岛洁净的少妇少女、要于各县市成立军人慰安所时,是多桑替她斡旋好良民证明,让玉子避开受苦的命运;最讽刺的也是如此,能够帮助你最多的人,也是前来侵占你的人。其实多桑并不是狠心人:他与日本家乡告别后孤身来台,在这里遇见了台湾妻子,在妻子的恳求下收留玉子作养女;此刻的妻子还尚未为他生有一儿半女,他又听从祖国指令,要去打一场樱花绽放似的仗,目的是与樱花一样死于美丽的盛落之下,就因为这样,他对玉子与旦那桑的结合就算反对却也无睱顾及;于是玉子便与认识九天的旦那桑连夜南下,从台北来到员林,旦那桑的家乡。
玉子没有见过台北以外的地方,但还是能够感受这片岛屿变得很不一样。从台北到员林的路上偶尔能捡到空投下来、尚未被集中发配的物资,许多正飘在连续下了七天大雨的市区积水上;两人经过多间旧庙改建成的神社但无人朝圣,带着黑色防空帽的本岛孩子在慰安街上列队,摇首高唱《爱国の花》,远处看去像一团正在半空打转的乌鸦;沿途较为破旧的房子许多已是废墟,较为高级的透天别墅都成了日军的聚集地,门口悬挂大大的海报要求本岛人持续投入战场。当时的老家已经不能算是家,旦那桑家里仅剩的三兄妹在开战后就已分散各地:小妹因身处南洋学习做护理士,听说去年已被送往印度的集中营,生死未知;弟弟仍在从军,为的是回国后能够领到专属一等公民的证明。市区到处是被空袭后的残景,路上的人即使带着防空帽,还是需要将耳朵捂得紧紧,以防突然的弹爆或空袭。
几番打听下他们得以暂居到祖辈一间未被征用的小房,两张都不能算作床的躺椅,和一张木桌便开始他们这一辈的家;这时候的玉子真的以为是这样,她终于能有自己的根,从这座房子的大堂向下深长,稳稳扎下。她看见往后四十年、五十年的她,烽火已经过去,她在这里唱曲给儿孙听,在这里与旦那桑共谱属于她自己的戏。这个希望从玉子怀下第一胎的时候最为接近且真实,但也仅此而已。某日旦那桑在消失一天后拉着春娘的手站在玉子面前,第一次向她说起春娘的身世:春娘4岁时被家里卖入张氏,与张家大儿子,也就是玉子的旦那桑, 一同生活长大,10岁那年一场重病让她再也不会开口说话,然而张家没有选择放弃她,直到三年前她正式过户与张氏结亲,成为张家人的媳妇仔。那天是玉子与春娘第一次见面,春娘手忙脚乱地掏着身躯,最后拔下腕上的玉镯,颤抖地摊开玉子的手,把玉镯轻放在她手心。玉子不知春娘对此知不知情,却能从春娘浮肿的眼睛里看见与她同样错愕的心情,在两人都以为终于能和她的男人稳定厮守时,男人却以一纸契约协议了春娘与玉子日后的妻妾关系,将玉子心中即将要落地的根再度拔出,也将被卖给张氏二十余载的春娘命运又一次重重掀起。
那一天旦那桑将家中掌事的资格全权交给春娘,从此之后春娘就成了玉子的内桑(姐姐),两人初期为旦那桑先后生下四个孩子,这四个孩子姑且不论来自谁的肚子,都是喊玉子为姨、喊春娘为母。旦那桑自有弥补玉子的方式,他到处打听各地的戏班子,并租下一个合适地点搭建内台请他们来演戏,由玉子负责管理戏台里的大小事宜。除了收取门票之外,玉子大多数的时间都需要在售票处把风,一旦远处有单车上插有旭日旗的巡警靠近,她便要迅速将正在演绎的歌仔戏曲替换成日本爱国歌或是传统京剧,舞台上的警示灯泡由绿转红,同时台上的演员也立刻脱下外身戏服与头花,露出里面另一身装扮改唱忠孝节义。旦那桑在这段传统文化被强烈打压的时间,将玉子最喜欢的歌仔戏硬生生保存下来,让一些原本快要失去工作的戏子也有得以续命的活计,对此玉子始终心怀感激。她从情感纠葛浓厚的历史爱情剧《月夜情愁》中,聆听出撕心裂肺与旦那桑的孽缘邂逅,又逐渐爱上苦旦改编戏唱的《牡丹亭》,以萧瑟哭调传达自己的坎坷身世,最终痴迷于《蝴蝶之恋》中因身份背景恶斗而无法保全的一双热恋儿女。这些戏剧使得玉子更惆怅于她措手不及的婚姻关系,另一方面却也稀释了她对现实生活的注意。
这些年靠着旦那桑与玉子的外出签戏,加上春娘持家照顾姐妹俩的几个孩子,即便在战争期间张家的生活仍然过得不算辛苦。卡桑一直待在原有的家等待多桑回来,偶以一个字两角元钱的代价向她电报通信,信上不外乎“平安”,有时只得一“安”字,玉子则以“思念”“皆好”等给予回应;俩人对于时下战争的处境以及多桑的消息皆是只字未提。来年,一次空袭炸毁了玉子的家乡,她一度与卡桑失去联系,隔一周赶回台北时,这里已经变成一个还来不及办丧礼的坟地:地上散落许多事先就投下的警告宣传单,几片还燃烧到一半,如冥纸般跟着黑烟正在空中飘散,更多是飘在单子上没有提到的地点。她来到与卡桑一同居住过的艋舺,挖掘工作还在进行,到处都是焦烂和腐败的臭气,昔日看剧的戏台变成一块块深坑大洞,玉子只得到每一处避难所逐个打听,五天后在医院找到头部被绷带捆扎的卡桑;这是她离开台北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卡桑重逢。两个月后日本无条件投降,切腹成为时下流行,包括本岛人也不太能相信,就这样身在岛外的本岛人成了战犯,身在岛内的日本人也要被迫清算。婚后归户日籍的卡桑便是这时被强迫遣返,离开了玉子,也离开她土生土长的家乡;同时间迎来的还有多桑殉国的消息,据说他正是驾驶那台名叫樱花的战斗机,最终与它一同坠落死亡。卡桑将夫妻俩在台湾的资产留给玉子,自己只带了一小部份离开,她对玉子说她一定会回来,回来看她的小玉子,回来看她的小外孙子。那么多年玉子都在想,卡桑一个人去到那么陌生的地方,她应该要怎么活下来;她小时候的命运叠加到了卡桑身上,但不一样的是她至少是在这里发芽,而卡桑却好似被她长大的土地给一脚踢开。
玉子一家带着卡桑留下的钱开始战后重建的生活,旦那桑在知道他的弟弟妹妹已经过世后脾气变得越发暴躁,捎上一家人离开员林来到更南边一点的地方,接手日本人留下的小书店。书店的后方连通着足够一家人居住的几个房间与厨房,如此一来相继出生的七个孩子有了更大的栖身之地。家变大了,玉子的心却更空了。她的心力从戏台回归一夫二妻的家庭,只是这个家庭她却一直没有走进去;日本人走了,本岛人意识从深埋土中逐渐破土抬头,而她自认终究还是屋檐下的次等公民。她每天早晨看孩子们站在书店门口,跟着广播里放的国语教本学习国语,这时候他们连共同的语言都没有了,孩子们从日文的“阿姨”,变成国语的“阿姨”;并且家中还是不能够出现旦那桑已经不喜欢的、哭哭啼啼的歌仔戏,经历这一切之后他开始相信从前人家说的,这些曲子哭着哭着会把人都哭没了,旦那桑还说,在这种时代下,谁的身世不坎苛,家里除了囡仔(孩子),又还有谁不是孤儿。玉子又将重心转移,用与唱戏同样的天赋煮饭给孩子吃,并且刻意将自己亲生孩子的饭量减低。旦那桑又说了,现在不需要打仗,谁还需要饿着呢?无奈玉子总是在愧疚,孩子的饭给多了对春娘愧疚,饭给少了对孩子愧疚,要是给的一样呢,她总觉得春娘的眼神里有一些什么。她几十年都在想说这是不是几个孩子特别矮小的原因,他们在有能力吃饱的时候却吃得比其他的兄弟姐妹少,有时候连半颗蛋都没有;她往往边炒菜边哭,从前那些哭调一流泪就上头,一上头她手上的火铲便把菜炒得更勤,掩盖她唱曲自怜的呜呜咽咽,顺道用泪水取代那些被日本人刮走不少的盐。那段日子对玉子来说称不上幸福,但是也不算太苦。她时常念旧,等到孩子们陆续上学后,玉子会在家里穿戴起从前戏子们淘汰的头花绣鞋,妆扮成各种生、旦、净、末、丑,肆无忌惮地搔首摆弄婀娜身段,并幻想台下只有旦那桑和卡桑两个观众。只是当几年后的玉子回想起来,会发现她竟又无比怀念现在这样的时光。
卡桑离开的几年中,他们一家的生活一直不冷不热地进行,改变的开始也是遇到像这样潮湿的梅雨夏季,昔日以闽南语为基础的歌仔戏、布袋戏等逐渐被编改成为节日或仪式进行的喜庆京剧。玉子在猝不及防中似被剥了一层皮,她还没能够站上戏台,没能像小时一样在众人面前唱上一曲,除了闽南语,带哭腔与悲恸的歌曲俨然成为时下的罪刑,而不再像从前只是被怒骂而已。就连儿子都举着“我不说方言”的牌子向老师说他阿姨总在家里唱哭戏;被迫改变的自然不仅有她的兴趣,这间一家子赖以为生的书店,初期更是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清洗:玉子自然不懂得为什么那些人要进来将好好的新书一页页撕毁,还要将书里的图片用粗笔划黑;她也不懂得这些她还不全了解的文字是犯了什么罪,让每天的收益全上缴作罚金还不够赔。几个月下来书店变成废纸场;旦那桑在那段时间四处奔走,久而久之身体越来越差,一有疼痛就将孩子叫过来打骂;春娘没有受过教育,她连自己的名字都还写得歪七扭八,除了护着几个孩子扛住旦那桑的藤条外,她能做的也只是任由眼泪啪哒、啪哒;玉子负责做饭洗衣,这时候油盐也已经不是厨房必备品项,裤子破了就剪剩下的米袋来缝补,让她更加后悔最小的孩子甚至还没尝过蛋的滋味。
月娥是玉子生下的第三个女儿,出事那天旦那桑一早便去到外地,他们需要引进更多不会被禁止的文具,还有谈下教科书的出售权才能保下书店的生机;晚餐仍不见月娥出来玉子才感觉到不对劲,从上午开始这三女儿似乎就变得力不从心,当她进入房间时就感受到女儿身上散发出的滚滚热气,皮肤红得发紫、意识含糊,被拍醒后她也在呻吟,无法回答任何问题。春娘摘下几片薄荷叶泡在桶里,毛巾泡水不断将她翻身擦拭、湿敷、再擦拭,玉子以为只是一般的发炎感冒,明天也许就会好。午夜过后月娥的体温不降反升,拍打失去作用,全然陷入昏迷,就这样玉子抱着她还在哺乳期的孩子,春娘抱起月娥,两个女人睡衣没能来得及换,跑到大街上想要找到一台路过的车子能送孩子去医院,才发现深夜里的市区尽是空空如野,人和车的痕迹都没有出现。玉子想起时间,她拉着春娘回到家,才看见凌晨一点半早已到了宵禁的时间,这时候别说出去,就算能通知到医院也无法派人过来处理。玉子心急,望着被春娘抱着的月娥,她的嘴里还在呻吟,却怎么也唤不醒,再看向伫在家门口不肯进来、满身大汗的春娘,她两边的头发全被汗水贴在脸颊,不到三十岁的她已经长出白发,单薄的身躯不断拍打月娥的背部和脸蛋,她在门口来回踱步、左右张望,后又拿起家中雨伞拍打铁门想要唤醒附近的邻居,只是大街上除了铁门发出来的偌大回响,还是一片安静。
“明天再说吧内桑,家里已经缴不起钱了,这么晚出去被抓到可怎么办喏。”玉子对着春娘喊,但是她盖不住春娘敲击的声音。等春娘跑到马路对面敲了几下别人的家门,又跑回来对着玉子比手划脚指着另一侧的方向,再指指怀中的月娥,玉子懂得,春娘是想要带月娥去医院,但她话都来不及再出口,春娘又抱着孩子跑走了。玉子跑到家门口只见春娘正往大马路的方向跑,经过每一户住家或店面的门口都敲,没有响应就再继续跑。玉子着急看着怀中已经醒来、开始嚎啕大哭的小儿子,另外几个孩子也陆续被吵醒,此刻她担心的已经不是春娘可能要承受的罚金,而是没有受过基本教育的春娘,怎么能够找到医院在哪里,万一迷了路,她又能不能向人准确提供家里地址、平安回来都是问题。玉子来到孩子的房间安抚他们,才发现春娘为玉子的每个孩子都准备了独属的小棉被,由春娘生下的三个孩子则是共享一条薄薄的毯子,毯子看起来被缝补过多次,缝线在孩子的拉扯间裂缝已经加大,她回忆起春娘紧抱住月娥急得快哭出来的样子,还有她跑着跑着把脚上的拖鞋落掉了又回头来捡的样子,这些年她始终提在心眼的委屈像一阵风似的一刮而过。玉子坐在孩子的房间,将薄毯一针一线补得密实,直到五点的钟声一响便吩咐最大的孩子看顾弟妹,自己抱着最小的孩子,另一手再拉着春娘年仅2岁的小儿,出门沿着大街小巷寻找春娘与月娥的身影,在距离卫生所不到两百公尺的地方,见到春娘坐在里长的三轮车后座正往回家的路上赶,脸上挂着眼泪哭哭啼啼。那个时候的玉子才意识到,春娘看起来沧桑,但是比起她和旦那桑外出经历过的一切,她出了家门不过也是个孩子而已。
里长说若不是清晨遇见春娘的巡警是个良善的人,她和孩子不可能会被送至卫生所,而是应该要送进警察局。春娘见到玉子赶忙跳下车拉过她与孩子,连断断续续的气声都喊得不清。是脑炎。里长说。玉子没有对脑炎的常识与记忆,她请里长带着春娘与孩子回去,独自走到卫生所,可是到了那里医生说什么她也听不懂,一个劲地用拗口的国语问要多少钱,医生摇摇头,得去大医院,玉子一听大医院就得花更多的钱,至少孩子的体温暂时没有再升高。她奔跑回两里外的家,未进门便听见孩子的哭声和旦那桑的怒骂。两个女人,顾个孩子都没顾好。玉子听见了,他是这么说的吧。那天玉子挨的拳头也不少,只是大多数还是落在春娘和大儿子身上,她第一次替春娘上药,第一次这么近看她头上冒出的白发,也是第一次握着春娘的手和她说话。春娘抚摸玉子腕上的玉镯,也许她没有想过玉子会戴着那么久,连玉子都没有想过,明知道这一套下去她将永远这样了,却从来也没有将它拔下来的念头,毕竟除了他们,她又还能拥有什么。月娥的病留下的种种后遗症,无疑让一家人再度陷入困境,她的行动迟缓,智力一度停止发展,需要漫长的陪伴与复健期。玉子每一回都在想,还有什么比现在更糟的呢。
旦那桑靠着重新积累起来的人脉,引进文具和教科书在业界重新打下奠基,几年之后比起周围人的日子,至少家里的孩子已经能够读上书、吃上蛋;而不用再缝补米袋作衣裤、与兄弟姐妹同盖一条被子了。三个孤儿养出来的九个孩子也许不是都聪明,至少全是善解人意。争气的孩子做了医生与老师,较爱玩的孩子也有了自己的行当能自立,他们会反过来教导春娘写国字,也教玉子读国语,就连月娥经过长年的复健,外表上也与正常人无异,她在20岁时谈上恋爱,同年就结婚,并为张家生下第一个外孙女;于是这一切也才有了所谓的庆幸,庆幸当玉子接过春娘抓在手里的病例单时,孩子们都已具备独立的能力。玉子不认得多少字,旦那桑的名字是整张单子上她最熟悉的字,也是她在学习国字时第一个练习的名字。光是这三个字她抄写了一个多月,想要将旦那桑的名字练得好看些,为的正是她的字迹能更配得上丈夫的名字,那阵子玉子就连做梦都在练习,所以她才能第一眼就看见单子上那三个字。接着她看懂了日期,在跳读几个笔划复杂的内容后,她又读懂了“癌”,那个字在做医生的儿子书柜上不止出现过一次,玉子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和春娘解释。
做为张家唯一留下的后人,旦那桑用了几十年将种子埋入张家土壤,带着他的两个女人在暴风雨接连来袭的气候下努力灌溉;而最后的这条路他却用不到90天的时间就将它走完了。同年全岛宣布解严,台湾和旦那桑一样松了口气,结束近40年战战兢兢的日子。大儿子接手书店,国外的图书大量被引进,书量多到他将隔壁的店面也并下来,一间卖文具,一间卖各类书籍,当年每日被人搜刮翻查的废书店,三年内便成为当地一间小有名气的大书局;闽南、客家语恢复盛行,后来更被放上教育课堂,孙子孙女不再尊称外婆奶奶,而是一同亲唤阿嬷;电视台、广播电台的频道增加,闲待下来的春娘能看到更广的世界了,她坐在摇椅上抱着孙女看卡通,听着儿女闲聊她听不懂的政事,不用担心他们是不是会说什么不该说的话,引来隔墙耳朵上报检举;玉子被恢复能够听喜爱戏曲的权利,此时她已经六十多岁,被限制大半辈子的歌仔戏她并没有忘记,但是梦想和生活,总会有区别,当年的她只能选择生活,问她难受吗,看见乐呵呵的春娘和满堂的子孙,原来生活也可以变成梦想的。
春娘老了,玉子能看得出,她的白发稀疏,要扶着家俱才能走路,时常看的相片里都是孩子与丈夫。玉子怀疑她甚至没有见过年轻时的自己:那年脸蛋白皙,菱角般嘴唇的女孩,将玉镯放到她手心的皮肤却已长出茧子,眼神也散发着与她同样的委屈。那两双同样皱瘪的手后来时常会握在一起,玉子能感受到春娘的脉膊跳得越来越轻,而她也早就不在乎自己是阿母还是阿姨,每次一到家宴她都会在主位铺上春娘习惯的软垫,把春娘爱吃的虾剥好放到她面前。儿女们以为这是她们被父亲保留下来的尊长观念,一直到玉子在春娘的告别式上那么瘫软且克制不住的哭泣,才了解她是真的将春娘当姐姐。玉子从那天开始正式坐上张家的主位,那个她爬了几十年都坐不到的位子,在春娘的闭眼之后变成了自然而为。即便如此,姐姐还是那个姐姐,“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她养大的,每一根打下来的棍子都是她给你们受的,她才是你们真正的母亲,实实在在的母亲。”
那天的阳光很早就从窗外透至床边,甚至都还不到五点。玉子抬起三天都没张开的眼皮,和之前不同,她没有费多少力气,双手精准地握住了两侧的防护杆,撑起身体的动作也异常麻利;这可能是因为她变得很轻,轻到她一起身就感受到黎明扑到脸颊的重量,她别过头想避开撞过来的光,才看见卡桑正坐在房门外的长凳上。卡桑的周身也是光,乌亮亮的发髻盘在头上,将她眼尾的那颗泪痣衬托得特别清晰。她已经七十八个年头没有见到卡桑,离开时的卡桑穿的是究竟哪一件合身的衣裙,是她最喜欢的那件,还是她最嫌弃的那件呢?在后来不断搬迁的日子里,卡桑是否寻回了她在台湾的户籍,离开那个不是她该处的地方呢?玉子搜罗着记忆还是没有找到答案,后来的她全心都在儿女身上,甚至想都没有想过有天还能见到抚养过她的卡桑,一时间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话。
卡桑的皮肤光滑,滑得和她能挤出墨似的长发一样,黄杨木做的小梳随意安在头上,一秒就能溜到玉子在发梢处等着接住的手掌,就凭这一点,当玉子也长到那个年纪的时候,常常这样想:她和卡桑真的不一样。卡桑也是下过地的女人,与多桑结合后能拥有教育机会的她才补足了基本的学识文化,加上多桑长年的高规格要求,她也能表现出从容自若的尊贵教养,并且让唇边的梨涡与后天发散出的气质始终相得益彰;面对仪态依旧的卡桑,年岁已然过百的玉子无地自容地想要整理自己,她从肩侧摸到耳上,才碰到被儿女剪得齐短的头发,盛接尿液的水袋挂在床边,管线的根源就与大腿相连,这些以外除了一碰就碎的身骨与包住它的皮,几乎什么也没剩下。她害怕的是卡桑会责怪她,怎么那么多年过去,她活成了这样;可是卡桑没有怪她,她用当年一出口就会被喝止的闽南话说,玉子,我回来接你了啊。
玉子起身时,躺了半个月的床甚至没有发出一点弹簧的动静,腿上的管线在她向前一步时很自然地脱离身体,她背向窗外的阳光,朝着房门外卡桑那道光走过去,越走她也变得越年轻。被剪去的头发一缕一缕生长,膝盖也终于能够支撑住她的身体,那种关节每一步都在挤压变形的疼痛已经消失殆尽;那同样也是因为她变得很轻,轻到她随时能够跳起来、飞起来,什么膝盖、什么关节,好似都可以不再与她有关。玉子伸出和卡桑一样白皙纤细的手指,铝制的门把手映出她此生无福画上的伶人妆容,身着女帔粉裙、脚踩彩绿绣鞋,她仿若置身戏台之上,不用守在戏院门口通风报信日警的突然查访,再赶到音箱旁将悲泣离别的薛平贵与王宝钏,切换成手持武士刀的桃太郎;她在聚光灯影下变成最迷人的花旦,一步一步随卡桑踏云而上,离开了长年绊住她翩翩起舞的老家。
谨献此文致敬我亲爱的阿嬷——张黄才玉女士(1922-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