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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老且重要的问题

一个普通的下午，在工位上昏昏欲睡的我，拿起手机，点上一杯国产咖啡。在仅15-20元左右的单价中，根据近期看到的诸多关于外卖的报道，结合两三公里左右的送餐距离，我估计大概这一单会为外卖骑手带来至多五六元的收入。除了收到餐时对电话那头的骑手表示感谢，我似乎什么也做不了。

国内第一家外卖平台「饿了么」成立于2009年，而几大外卖平台的补贴大战及飞速发展则在2015年之后。外卖骑手群体引起大众广泛关注的报道或许始于人物杂志2020年那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此后外卖的故事似乎被讲了太多遍（当然，还远远不够），几年来诸多杂志、法律机构、学者都对其有所涉及。今年8月上映的电影《逆行人生》也又一次将这一话题带到了台前（尽管很多人会说该电影其实演的是关于「中产跌落」的恐惧）。

在购买此书之前，我脑中的想法是，在关于外卖、算法、平台的此起彼伏的讨论乃至声讨声中，这本孙萍的新书《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是否还能有新意？

读完后，我认为有，书中依然能看到许多在传统新闻报道中无法看到的细节。新意，来自于她沉淀了7年之久不懈的田野调查，尽管这种田野调查如她所言，依然无法全面覆盖这个庞大的群体，仍是一种「他者的叙事」，但已实属为当下市场中难得的细致和深入。

在说此书的「新意」之前，还是必须先谈谈被诸多媒体报道过的「旧意」。当然，「旧意」其实并不「旧」，其会被反复提及正说明其在问题中的重要性和根基性。

这样的「旧意」我觉得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个问题，送外卖累不？累，对于新手尤其累。不止累，还有极大的人身风险，且这种人身风险往往只能被骑手独自吞下。《逆行人生》中，徐峥饰演的主角高志垒在初涉外卖的头一个月里根本赚不到钱，而本书作者孙萍也曾尝试在许多城市跑过外卖，作为一个新骑手她觉得自己永远也找不到路「那种感觉就是，我哪都找不到。手头还不能超过三单，一旦超过就觉得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我经常一单一单送，最多也就一次接两单，而且过程中还需要时刻看地图。那些有经验的老骑手根本不需要看地图，他们清楚地知道具体到某个小区的某栋单元楼的朝向位置，只有做到这样，才是真正能挣钱的时候。」

那么，收益呢？传说中的「轻松月入过万」似乎只存在于平台崛起的初期，而今从业人员「僧多粥少」，平台也进入了「收割期」，单价自然一降再降。在孙萍团队2021年的调研中，「仅有8.85%的人表示自己每月可以拿到9000元以上的收入……不少骑手都表示自己的收入呈逐年下降之势。」同样的，在《逆行人生》电影中，一天跑70单已是极限，而1个月赚到1万5那都是站点「单王」的水平。

第二，平台的算法。被包装和宣扬得极其高大上、智能的平台派单算法在外卖员口中被称作「人工智障」，也逐渐成为了公众眼中没有人情味的「吃人算法」。人们发现，算法会分派不合理的单子、会把曲折的路线用直线距离来计算、会指导骑手逆行，还会悄咪咪地逐年压缩配送时间。在那篇著名人物报道的开头便写道「金壮壮做过三年的美团配送站站长，他清晰地记得，2016年到2019年间，他曾三次收到美团平台加速的通知：2016年，3公里送餐距离的最长时限是1小时，2017年，变成了45分钟，2018年，又缩短了7分钟，定格在38分钟——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而孙萍也在书中第四章写道「在过去的四年间，我的田野调查发现，外卖平台的配送时间从50分钟缩减到了30分钟以内。」

而算法令人汗毛直立的另一要点在于，它是用活生生的外卖骑手们的实际跑单数据去「喂养」的，而外卖骑手们为了适应算法、争取不超时的努力，会反过来推动算法进一步压缩配送时长。

孙萍在书中对此做了一个形象的说明——

「我们可以假设一个这样的场景:如果一个派单系统一开始设定的送单时长为50分钟，超过50分钟，骑手将面临配送费的扣除或者其他惩罚。那么，正常的逻辑应该是骑手会提早一点到达，例如他们会花费45分钟或者更少的时间把餐品送到。在后台的数据统计中，我们会发现大部分骑手的配送时间都低于50分钟。当这些数据被“投喂”给算法后，它发现大多数骑手的配送耗时都低于50分钟。于是，它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把配送时间由50分钟改为45分钟。当配送时间变为45分钟后，骑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惩罚，仍旧会提早一点送达。于是，这里便出现了一个人机交互的“有趣”矛盾:算法不断缩减配送时间，骑手不得不越跑越快，于是就出现了“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恶性循环。」

在《逆行人生》中，站点的单王老黑有一日就被其他骑手们埋怨，说因为他跑的单太多太快，导致其他人就显得太慢，这也是一种系统算法导致的骑手「内卷」，以及其进一步带来的骑手群体内部分裂。

外卖平台不常为人知的一点，也是对于骑手们生理和心理伤害最大的一点在于组织形式。根据法律机构调查及媒体报道，外卖平台在多年发展历程中，逐渐由「直营」转向「外包」，大量的平台加盟商、代理商出现，来运营和管理外卖平台的配送业务，由此外卖平台实现了「资产剥离」，也同步实现了「员工剥离」。根据陈萍的调研「为了应对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外卖大军，配送平台往往会同时跟几百家甚至上千家中介公司签订协议，按照地域或业务线需求进行合作。加盟商和代理商成为外卖平台的劳动供应商，他们与平台签订合作协议，按照城市或者地域铺开自己的劳动力运营链，负责配送业务的完成。出于业务安全的需求，平台一般会同时与多家中介公司合作。例如在北京，“美团”和“饿了么”同时拥有几十个加盟商，分散在各个区域，以此来保证运力的多元化。同时，平台也要求加盟商具备跨城市、跨地域的劳务供给能力。外卖平台一旦拓展了新的市场，就希望加盟商能够快速跟进，随时补充配送劳力。对于平台加盟商和代理商来说，“运力”是核心竞争力。」

问题在于，这些劳务派遣公司，还会以「大代理商」身份把业务层层下包给「小代理商」，「小代理商」还会把业务分包给个体承包商，以上这些公司可以统称为「中介公司」。较大规模的中介公司会划分区域、城市、片区、商圈、站点五个管理层级，最后依靠站长和调度员直达外卖员个体。中介公司甚至还会让外卖骑手把自己登记成个体工商户，以此逃避公司的社保缴纳义务和伤害赔偿责任，「淡化雇主责任」。在书中提到一位叫「陈化兵」的骑手。因为离职时被公司扣了3个月的工资，多次索要无果且被站长踢出了群组，于是他前往与他签订劳务协议的公司地址，发现那里只有一间空屋子。「“遇到问题，找不到人”成了外卖骑手的劳动常态，也成为他们建立职业认同的巨大障碍。陈化兵曾在电话里不止一次发问：“我到底是谁的人？谁在雇我干活？”」

2022年初「致诚劳动者」研究员发布的文章中写道，外卖骑手「邵新银」在遭遇交通事故后，发现自己原本以为的雇主「迪亚斯」和自己竟然不存在劳动关系，当「致诚律师事务所」询问邵新银谁是他的雇主时，他陷入了迷茫和绝望之中——「我们去问邵新银，你自己觉得你是哪个公司的？邵新银当时就给我们看了这张照片，这是他们每天开晨会的时候。邵新银跟我们说，晨会的组织者是迪亚斯公司。所以那天下午，他喃喃自语了好几遍：“我一直觉得自己是迪亚斯的人，晨会上喊的口号也是迪亚斯，可是一出了事，迪亚斯就觉得我不是他们的员工了。”」致诚还发现，很大比例的外卖骑手被注册成了个体工商户，他们通过网络排查到了约160万的骑手个体工商户。这一点在孙萍的书中也有所印证「根据平台代理商易欣的说法，其核心原因在于“规避劳动关系，从而规避社保义务”……平台无需须承担对于劳动者的劳动权益的保障。」

好的，「旧意」说完了。

那么，谈起外卖，是否只有控诉一条路径？在关注外卖的最近，我时常会感到愤懑，也时常感到无助，更是不知道我以及大家的关注到底能产生什么作用。孙萍或许也曾有过这种感觉，但是她觉得单纯的共情是不够的——「有共情当然是好的，这意味着你可以很快地去深入体会一些事情；但同时，改变的发生并不仅仅依靠共情，它可能始于共情，但并不落脚于共情，而是落脚于非常多细微的、甚至有些策略性的地方……单纯的共情，最后可能会丢失掉行动或改变的力量。」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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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新的话题和答案

如若对于外卖的问题只能无助，孙萍应该是最感无助之人，毕竟她已经浸淫在这个系统中达七年之久。意外的是，在回答记者关于田野调查后「是否感到绝望」的问题时，她直截了当地说并没有，她希望关注到外卖骑手身上除了悲伤和无助之外，展现了对抗、生命力、生活的那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她将最初定下的书名「算法囚笼」改为而今「过渡劳动」的原因。

「随着研究的推进，孙萍发现不论是当时的媒体报道标题还是“算法囚笼”，都不足以完整地描绘外卖员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困守”与“被囚”并不是她所接触的那些鲜活的零工劳动者们唯一的生命故事。这其中除了控制，还有千千万万嵌入其中的、真实的数字劳工。正如这本书的导论中所提，她希望这是“一部关于劳动者的书写”，而不是“关于控制的申诉”。」她知道个人的力量微薄，但是仍然也只能做着力所能及的努力，「只做努力，不做奢求。」

书里的「新意」以及其带来的一些希望，我觉得至少包括如下几点——

比如书中写到骑手们「逆算法」的努力。他们在劳动实践中一点一点地发现算法系统中的漏洞，与算法斗智斗勇，来使自己的工作稍微轻松一点。由此可见，在外卖骑手与外卖平台之间，传统劳动中「控制-反抗」的框架依旧存在。

比如书中「勇闯SKP」的闪送骑手吴之峰。在屡次被保安拦截在SKP门外，只能脱下工作服后方可进入，吴之峰终于不忍了，再一次试图穿着工作服进入SKP。他告诉保安只是想「进去买东西」，保安不让进，依旧强调「这是规定」。吴之峰不打算让步，问保安这是商场的规定还是物业的规定，双方争执不下，吴之峰喊来了警察，随后SKP的物业管理部门匆匆赶来，最终物业顶不住压力，一个像是负责人的人走出来解释了一番，并放吴之峰进去了。最终，吴之峰终于穿着工作服光明正大地走进SKP，他还到SKP的超市买了两盒草莓、一个木瓜，还有一些零食，花了七百多元。他还把整个过程拍成了视频，放在了自己的抖音号上。

在2023年初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孙萍曾提到，截止到目前（2023年1月），中国已经有2亿人口是灵活用工人员。「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共只有9亿的劳动人口。所以，这批人已经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我们当中每4-5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是靠打零工活着。」

这种越来越显著的群体「零工化」的趋势，或许不止来自于平台经济的发展，也来自于个体的选择。外卖虽然辛苦、危险，却也成为了当前很多人「逃离工厂」的去处，因为送外卖相对于工厂等工作「自由一些」。

根据美团研究院2021年发布的研究报告《骑手职业特征与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以及饿了么2020年发布的研究报告《2020年“00”后蓝骑士报告》，两个平台分别有77%和75%的外卖骑手来自农民工群体。孙萍指出「它也同时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信息：平台劳动虽然是新职业，但是参与其中的依旧是耳熟能详的“旧人群”。」

在本书112页「自由的选择」一节中写道「关于跑外卖“更自由、更灵活”的说法，我在与外卖员的访谈中屡次听到。正如小蔡所言，对于没白没黑加班加点或在工地下力气干活的人来说，跑外卖确实是一份挺美好的职业……“逃离工厂”成为近几年劳动就业的一种常态。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群体和其他无法一一细述职业类别的社会群体加入外卖行业……2021年，我所在的调研小组关于北京市外卖员的调查问卷显示，有工厂做工经验的外卖骑手占比高达43.26%，有建筑工地做工经验的人数占比达25.97%。」

而王健飞也在读库2204《互联网与中国后现代性呓语》一文的末尾提到外卖行业，预言了外卖行业只是一个「过渡行业」，因为它的价格本身就「不合理」——

「具体来说，中国外卖行业的蓬勃发展，其根基是外卖员收入较低。2020年，外卖单笔订单实际配送费用大约6.5元，2019年是大约6.8元。对于一笔单价约30元的外卖来说，这一比例已经偏高。但这样的收入，不足以让外卖员在体面的工作方式下取得理想的收入，这才导致了外卖行业一系列交通安全和社会保障等相关问题。在欧美市场，食品外卖业务的发展一直不如中国，原因就是偏高的人力成本使得外卖食物看起来远没有自己出门觅食那么实惠。」

「外卖行业对外卖员的压迫，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平台抽了多少成，而在于在一个真正公平的社会里，根本不应该存在配送费6.5元的上门餐饮服务，否则无论如何对送餐员来说都是一种压迫。因而，食品外卖的终局必然是机器人送货，只是这个自动化的进程要慢于工厂，因为从技术角度来讲，实现工厂的自动化比实现城市复杂路况下的机器人送货要容易得多。这意味着，外卖行业是一个缓冲池与中转站，它在当下吸纳那些来自工厂流水线的劳动力，几十年后再将这些劳动力吐出。」

那么在当下，如此多的年轻人选择「逃离工厂」，加入「外卖行业」的内在逻辑在于，外卖行业相较于一些封闭式的血汗工厂，更能让他们了解城市运作，有助于他们后续做回乡创业等转型。

「外卖行业作为劳动力的中转站，对比工厂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它提供了一种真正的观察城市与学习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机会，这更加符合中国未来进一步城镇化的整体趋势。」

中国城镇化率未来将进一步提升，这意味着「大部分持有农村户口的劳动力，在大城市赚够钱之后，不会回到农村，只是从一线、二线城市，回到三线或四线城市。这些仅在户籍层面上是农民的农村人，必将在其有生之年成为彻底的城市市民。城市的运作方式与农村完全不同，无论是生活还是生产，而尽早学会这一点，将决定这些进城务工人员的“下半生”如何度过。」

「用更为具体的数字来描述上面这段话的意思，可能会更好理解一些:十到十五年前，在厂子里赚够了钱回老家盖房，是那一代进城务工人员的主要奋斗叙事，但在当下一代，回到省城、县城开设自己的小买卖，成为新一代进城务工人员的目标。美团研究院2020年的调研显示，有57.5%的骑手对未来一年最大的愿望是“多赚点钱，想自己创业或做小生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近距离学习与观察城市中的服务业与消费者是必要条件，将其“关”在工厂和工地，只能让他们离自己的梦想更远。」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这几天，看到了55岁外卖骑手在车上休息时猝死的新闻，又是一阵唏嘘。而今年1月光明网也曾报道过安徽一位59岁的外卖员宁先生倒在了送餐的路上。昨日的财新报道称「猝死的杭州骑手并非传闻中所谓“单王”，其本人身份为众包骑手，平时在饿了么、美团等平台都有接单，一个平台触发疲劳提醒了，可以换另一个，此前在某平台的日均单量在40单左右，在资深骑手中属于常规水平，月收入约在万元左右。该人士称，美团平台专送骑手受到配送站点排班管理，一旦超过10-12个小时，合作方有权让骑手强制下线；众包骑手则无时间限制，10小时左右系统会弹出“疲劳提示”的弹窗、短信等，但无强制下线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