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旧文，被马玲翻出来。

在新教育研究中心团队前往杭州萧山实验区作新教育通识培训的途中，大家读到了墨气犹香的《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2008年第一期，一致认为，郭初阳《牛尾巴为什么要翘起来——评〈画家与牧童〉》一文，是整期杂志中思考含量最大，最俱阅读、研讨价值的一篇文章。

因为我在2007年春“新教育贵州行”活动中，曾上过《画家与牧童》一课，所以大家就把我在上课时的教学选择，与郭初阳在文中的观点，作了一些参照与印证，讨论：郭初阳批评得对不对？我为何没有将相似的艺术创作观点纳入课堂教学？如何解读才是合适的？如何选择教学目标、确定教学内容才是适宜的？

在讨论过程中，我对一些有关科学、艺术、教学内容方面的问题作了澄清，提出了“深度解读”、“多层面思考”和“依据教材规定及学生实际来进行贴切教学”的观点。讨论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一、科学，或者说水牛层面：水牛相斗时，尾巴究竟有没有翘起来？

二、艺术，或者说画家层面：戴嵩为何没有让斗牛的尾巴翘起来？

三、故事，或者说作者层面：谁是故事的合法作者？众多版本中，你相信哪个故事（寓言）？

四、教材，或者说课程层面：编者想用“它”来做什么？

五、教学，或者说教师层面：我们最终用“它”做了什么？

现在，我逐一对以上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

第一，科学，或者水牛层面：水牛相斗时，尾巴确实没有翘起来！

虽然戴嵩是大画家，故事是从戴嵩的名画斗牛图开始的，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并不是从艺术品的角度，而首先是从科学事实的角度来“书写”和“讨论”这个关于牛尾巴的故事的。所以即使是认为牛尾巴在绘画中完全可以翘起来的郭初阳，也对此作了大量的查证，从其他的艺术作品，从对天山牧场上写生的画家的访谈，来印证郭文的一个观点：现实中斗牛的尾巴未必一定是夹着的，它在很多时候是翘起来的！

在查证的基础上，郭初阳说：“所以不可迷信他人的意见，即使是放牛专家如牧童，看到的也只不过是浩瀚自然的一角。优秀的艺术家，有的是持久、深入、广泛的观察——加倍的观察。”

看来，无论如何，我们确实先有必要进一步查证：牛尾巴，究竟有没有翘起来。

——当然这里有必要澄清的两个概念：“要不要翘起来”，与“有没有翘起来”。这是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是不能混淆起来的，“有没有翘起来”是一个“科学”、“实然”的概念，“要不要翘起来”可以看作是一个“艺术”、“应然”的概念。我们先解决“有没有翘起来”的问题，再来讨论“要不要翘起来”的问题。

水牛相斗时，尾巴有没有翘起来？——非常遗憾，虽然我小时候也放过水牛，也常常遇到水牛相斗时无法劝解，只能叫大人来拉开水牛的尴尬，但是，我确实记不得水牛相斗时，那几根尾巴究竟是翘着的，还是夹在双股之间的。在中学时读了苏轼的《书戴嵩画牛》之后，才仿佛记起，牛相斗时，尾巴是夹在双股间的。不过这种记忆极不可靠，它极可能是阅读了文章之后模糊记忆被改写的结果。

同样的遗憾的是，在郭初阳文章的大量查证中，竟然没有提供更为确凿的科学证据——照片，以及录像。而所有以为牛尾巴未必是夹着的观点，呈现的主要是艺术品而不是科学证据；证据中的牛大都是“黄牛”，而不是故事中的“水牛”。要知道黄牛与水牛是两种差别极大的动物，这差别虽然没有像与“海牛”、“耗牛”的差别那样大，却同样不容忽视。譬如黄牛就不能下水，有极度的恐水症，而水牛却喜欢水。从黄牛相斗时尾巴“或许翘起来”的现象，是无法否定牧童提出的“水牛相斗时尾巴夹在双股间”的观点的。

在郭初阳所提供的证据中，只有画家张录成的画中，画的似乎是水牛，其余多半指的是黄牛。而张录成生于甘肃，长于北方，虽然其画牛亦受大师李可染的影响（李可染画的是水牛），而且也到南方写生过水牛，但观其画，主要是受画马大师徐悲鸿的影响，所画之牛，其精、气、神，莫不如奔马、如草原上的奔牛。这可以视为一种源于生活又不拘泥于生活的艺术创作，但显然不能作为科学证据。

为了查证这一从小悬在心中的疑问，我通过百度查了大量的照片，发现：所有能看到的水牛相斗时的照片，没有一张是尾巴翘起来的；当其激烈时，尾巴果真是紧夹于双股之间！

牧童果然没有撒谎！

这是我从网上所搜到的几张照片：

上面最后一幅是黄牛相斗时的照片，虽然牛没有夹尾相斗，但也并非摇尾而斗，当然，这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我们要查证的，只是家养的水牛相斗激烈时，尾巴有没有翘起来。

忽然想到，熟谙于文本解读、严谨求实的郭初阳兄之所以“误读”了这个文本，认为牧童观察不若不如画家仔细，所以有此错误的批评，究其原因同样在于：郭兄对牛不熟悉，分辨不清水牛与黄牛。而我本该服膺于郭兄的解读以及查证，但还是能站起来说“其实也并非如此”，原因也只因为我做过几回牧童，至少能够分辨清相斗的，以及所画的，是水牛还是黄牛。

这一回，郭兄做了大画家戴嵩，我扮了小牧童。“‘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

对此点也可总结如下：现实中的水牛，大概是不会同意相斗时尾巴翘起来的。

第二，艺术，或者画家层面：戴嵩为何没有让牛尾巴翘起来？

以上所述，是科学层面：水牛相斗时，尾巴有没有翘起来。但毕竟戴嵩是个大艺术家，我们若不能从艺术层面来加以思考，就可能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也就是说，我们确实需要分别现实中的水牛与绘画中的水牛，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

这一点，也可以视为郭文最为启发价值的地方。在批评中，郭初阳借用艺术批评中对“镜子说（忠实描绘、纯粹客观）”，对“事实”与“艺术”进行了必要的区分。借助法国画家、野兽派创造人马蒂斯的观点，郭初阳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作为艺术，绘画本不必写实，纵然牛相斗时两尾夹股，在绘画中为了需要，完全可以，甚至有必要把它们画成掉尾而斗。

这种艺术观点是不是真理？有没有必要以此修正戴嵩故事中一些人所执的“镜子说”？我想在此，还是有必要先简单地澄清一下绘画艺术史上的几种“艺术观”，以及背后的“认识论”。

人类绘画观上最先出场的，是占据了漫长历史中大多数时期的“镜子说”或者“模仿说”，从古埃及和古希腊开始，直到现代社会之前的绝大多数画家、雕塑家，无论成就高低，其所执的主要艺术观，就是“镜子说”。其哲学基础，则可在柏拉图的“理型”中能够找到线索：现实事物是对神的世界中的理型的模仿，艺术是对现实事物的模仿……

著名的画家达·芬奇，就是镜子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在《 达•芬奇讲绘画》一书的封面上，印着如下文字：

达•芬奇把绘画视为科学，所以他主张“镜子说”或“模仿说”，认为“画得最象的，就是最好的。”
他是西方绘画体系中“写实主义”的最高代表与最后代表。他一再宣称最好的绘画就是与对象最相似的作品，绘画应该准确匹配自然，并以此为标准要求自己；但他当时已经知道，许多画家正试图改变作品对自然事物的“仿造”形式，“矫饰主义”或“风格主义”已然抬头。他正处在“写实主义”之顶峰与衰退的关节点上。

而在《 达•芬奇讲绘画》的扉页上又写道：

他说：“镜子为画家之师；你的图画就像一面大镜子中看到的自然物。”

达·芬奇的艺术观是否正确？其画作是不是真的只是镜像般以反映了外在事实？我想这可能不是我们在这里能够作简单的判断的。但有两个事实值得我们深思：

其一，达·芬奇是绘画史上最著名的画家及理论家之一，他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

其二，如果镜子就是画家之师的话，那么照相技术就是最好的画家，照相的出现，就可以宣布绘画的死亡。

显然，事实既非简单在此，也非简单在彼。所以，在文艺复兴之后，现代绘画逐渐崛起，从莫奈、高更、凡高等印象派画家对写实主义的逐渐背弃，到20世纪野兽派、表现派、立体派、超现实主义等众多现代绘画流派的涌现，绘画艺术观也进入了另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绘画从根本上否定写实传统，强调绘画要表现画家的主观精神，以象征、 变形或抽象符号来折射、隐喻、暗含外部世界，表现悲观、 扭曲、失落的思想或狂热、烦躁、激动的情绪。

但是，这显然也并非就是绘画的“终极真理”。进入后现代以来，绘画又从现代主义对写实传统的坚定反叛，走到了更为多元的道路上。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写实主义，还是以表现为主的现代主义，都不仅拥有大量的画家与作品，而且艺术观点，也呈现出多元并存的面貌——当然在哲学及文艺理论上，一种称之为“构成主义”或者说“表征理论”的观点，逐渐取代镜子说和表现说，成为符号学的主流观点。这种理论甚为精微，却也并不是我们需要在这里澄清的概念。

我借此梳理无非是想说：艺术史上，以及当今艺术界，对究竟哪一种艺术观点才是艺术的“真理”，可能并无一个定论，人们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理解，择取观点来作为自己理解艺术的武器。而一个画家，无论他采取哪一种艺术观，其作品，想必一定是“内心世界的表现”、“现实形象的独特再现”及“特定社会文化的表征”这几者的完美结合。更重要的是，无论古代画家的作品中有多少表现或者写实的成份，他一定会执一个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艺术观。在他的艺术观中，或者在他那个时代的流行的艺术观中，对作品与现实，也一定会有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观点。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将今天的艺术观，强加于古人的头上，不仅认为古人也执我们今天的艺术观、绘画观，而且还欲强令古人修改他们的艺术观点，而认同于我们的艺术观。

那么作为唐代画家戴嵩，以及宋代画家、文学家的苏轼，他们所执的又是怎样的艺术观呢？在他们时代，主流的艺术观，是镜子说，或者表现说或者表征说呢？

观赏一定数量的唐宋绘画作品，我们就会感受到，唐宋既是一个艺术百花齐放的时代，又是一个写实主义绘画占着主流并达到高峰的时代。在隋唐以前，绘画中经常出现“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情景，全不合比例尺度。这种不合比例并非体现了“艺术的表现说”，因为这种不合比例的绘画对于写实，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是因为当时绘画表现手段还没有达到能满足写实的要求。而到了隋唐，在吴道子等一大批画家的努力之后，绘画在山水、花鸟、人物诸方面，都在写实方面有了极大的突破，作为画牛名家的戴嵩，正是这众多写实画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在中国绘画史上，唐宋时期的绘画呈现出一种异于其它时代的总体特征。它不同于先秦两汉艺术的稚拙大气，不同于魏晋南北朝‘畅神’理论指导下的‘迁想妙得’与‘澄怀味道’，也不同于元代绘画的极端抒情写意，更迥异于明清时期注重笔墨个性、流派纷呈的绘画。唐宋绘画的主流是一种写实主义，尤其是在宋徽宗时代，这种写实主义发展到了一种极致。”（吕少卿《论唐宋绘画的写实主义倾向》网络）

可以说，以写实为主要风格，追求形神兼备，通过写形来达到传物体之神韵，是唐宋绘画的主要风格和主要绘画观点。这些观点与见解，不时可见于当时文人的笔记。如唐代白居易《记画》中说：“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宋代韩琦《安阳集钞》中说：“观画之术，唯逼真而已”。

而在宋朝周煇的《清波杂志》的一个与戴嵩有关的故事中，这种写实以传神的艺术要求，达到了神话般的传达：

“米元章酷嗜书画……客鬻戴嵩《牛图》，元章借留数日，以摹本易之而不能辨。后客持图乞还真本，元章怪而问之，曰：‘尔何以别之?’客曰：‘牛目有童子影，此则无也。”’

以上观点，我们不必辩其正误；以上故事，我们不必辨其真伪。只是通过以上故事及文论，我们可以确信，写实，是当时绘画艺术的主要流派。而所谓传神，也并不同于今天所说的表现画家内心的情绪及思想，而是传所写之物的精神、气韵。虽然唐代开始，已经有王维等人另起蹊径的艺术观点，并偶有“雪中芭蕉”的艺术创作特例，但有两点我们应该可以确证：唐宋绘画及其画论，以写实为主；戴嵩正是众多写实画家中的杰出代表。

常见介绍戴嵩的文字，介绍如下：唐代画家。韩滉弟子，韩滉镇守浙西时，嵩为巡官。擅画田家、川原之景，写水牛尤为著名，后人谓得“野性筋骨之妙”。相传曾画饮水之牛，水中倒影，唇鼻相连，可见之观察之精微。

这段短短的文字如果属实，那么它告诉我们：戴嵩师承于画牛大师韩滉，对牛有精细入微的观察，他所画的牛图，以逼真而博得大家的青睐。以下是传世的韩滉名画《五牛图》，以及戴嵩名画《斗牛图》，我们不但可以感受到这种逼真传神的写实主义画风，还可以观察到，在戴嵩真实的绘画作品中，牛相斗时，尾巴正如前面照片中的斗牛一样，是夹在两股之间的。

当我们进一步查阅戴嵩所画的牛图时，将惊奇地发现：不存在任何一幅戴嵩所画的摇尾而斗的斗牛图，我们今天所仅能见到的几幅斗牛图，都是牛尾夹于股间的！

那么无论唐朝的戴嵩有没有听到宋朝的小牧童的批评，我们都得承认一个事实：戴嵩画牛，以写实为主要表现手法，他不是野兽派、印象派或者另外其他的现代绘画流派，而是非常典型的唐代写实派。我们也许可以批评当初的艺术镜子说不够前卫，但却不能否定戴嵩的绘画多少带了镜子写真的意味这一事实。而且如果我们诚恳地以时代来划分艺术观点，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戴嵩的艺术观，是确定要被被划入“镜子说”中的。

有意思的是，戴嵩还有一个弟弟，似乎已经有了一点想要从“镜子写实”中有所超越的味道，不过，在那个时代里，艺术欣赏似乎还没有达到表现内心的时机，所以他的突破，反而成了不如其兄的见证。宋朝的《宣和画谱》“戴峄”条记载：戴嵩之弟。嵩以画牛名髙一时，盖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苟致精于一者，未有不进乎妙也。如津人之操舟，梓庆之削鐻，皆所得于此。于是嵩之画牛亦致精于一时也。然峄学嵩遂能接武其后。然喜作奔逸之状，未免有所制畜，其亦使观者知所戒耶！

现在看来，戴峄想走的，可能正类似于当代画家张录成所走的道路。

以上不厌其烦的引证，只为证明，对镜子说的批判，用于戴嵩、苏轼、牧童，以及唐宋这两个时代，或者并不是最恰当的武器。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戴嵩所画斗牛的价值，可能并不在牛尾巴有没有翘起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诚恳地认识到，对当时人而言，逼真是一个非常高超的艺术追求，是评判绘画艺术的主要依据之一。

也就是说，从绘画艺术的角度来说，戴嵩的“牛尾巴”事实上并没有翘起来，也没有必要要求它翘起来。或者说，画家戴嵩，是不会赞同让他的画中牛，翘起尾巴来的。

第三，故事，或者作者层面：谁是故事的合法作者？

如果我们接受艺术的表现说，认为在艺术中，画家们可以为了表现斗牛的怒气，甚至为了表现画家的愤懑，可以忽略斗牛夹尾而斗的事实，让它们“怒发冲冠”、“怒尾而摇”；那么同样是在艺术中，作家也可以为了表达“实践出真知和艺术源于生活”的观点，可以让明明画牛无不夹尾而斗的画家，在故事中“画”出摇尾而斗的场景，让明明不存在的牧童，站起来指出画家的缺点……这一切，只为证明作家心中“实践出真知和艺术源于生活”的观点。

也就是说，当绘画可以不是写实而在于表现的时候，故事也并非一定需要“写实”，而可能也同样是在旨在“表现”。

在这里，我们探讨的，是“故事”是否属实，以及有没有必要属实。

从我们所能获知的戴嵩的斗牛图，以及戴嵩在画史上的地位来分析，我们基本可以揣测，说戴嵩画出了摇尾而斗的牛是一次蓄意的“栽赃”、“污蔑”。

而如果你碰巧读到几个不同的古代文本，就会发现这样的栽赃与污蔑还不是惟一的一次。

画家与牧童的故事，见于苏轼熙宁元年（1068年）所作的《书戴嵩画牛》：

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常以自随。
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曰：“此画斗牛也？牛斗，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
古语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

我们从文章中，无法再确定这个故事最初的作者是谁，但显然是东坡先生或依据传闻，或自己创作的一则“寓言”，借这则寓言，苏轼想说的是：“古语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践出真知，艺术源于生活。

有意思的是，戴嵩斗牛，不仅有牧童版，还有一个农夫版，后于苏轼的宋朝曾敏行在《独醒杂志》第一卷中，也讲了一个相似的“故事”：

马正惠公（名臣马知节）尝珍其所藏戴嵩《斗牛图》，暇日展曝于厅前，有输租氓见而窃笑，公疑之，问其故。对曰：“农非知画，乃识真牛。方其斗时，夹尾于髀间，虽壮夫膂力不能出之。此图皆举其尾，似不类矣。”公为之叹服。

显然，这两个版本所说的，是完全相同的道理。故事的真实性，并没有因为版本的增加而增加；但寓言的道理，以及当时人的艺术观，却因为这些版本的相互印证，而得到进一步确认。

在这些版本中，同样身为画家，以及画论家的苏轼的观点，尤其值得咀嚼，因为他同样也说过：“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苏轼《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明确古代形神之辨，并不等同于今天的写实与表现之别，而是倡导一种写实以传神的特殊的艺术追求，苏轼在其《书吴道子画后》中说： “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 这里，无论是“以灯取影”，还是“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都说明了在镜子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传神”（“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以一叶之形，传秋之神）的艺术要求。

其次，我们还需要思考，苏轼在《书戴嵩画牛》中，与其说是在探讨艺术，不如说是在探讨实践与真理的关系。也就是说，作者借这个故事，主要想印证一个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那么，我们应该把哪个版本的戴嵩画牛的故事，视为正统的版本呢？在历史上，是否真的有过戴嵩牛的诸多故事呢？

戴嵩自己显然不出现在最初版本的两个宋朝故事中，这两个故事中，前一个故事若是真实的，那么其“作者”就是杜处士与牧童，而后一个故事如果是真实的，那么“作者”就是马知节与农夫，——如果不是实有其事，那么它们的作者，或者是某个匿名的编造者，或者就是苏轼和曾敏行。

如果这些不是实有其事，故事还有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如果故事得到传播，传播者的意图何在？如果故事确系杜撰，编撰者的合法性何在？意图何在？

显然答案是：

作为佚闻，这些故事的真实性从来可疑，但既无从查证，也不须查证；

作为广泛传播的故事，人们借此，既在传播一种镜子说的艺术观，又在传播一种实践出真知的知识观；

编撰者的合法性，已经并不在于故事的真实性，而在于寓面（故事）的可读性，与寓意的贴切性、启迪性。

显然，尽管旨趣完全一致，但农夫版之所以不若牧童版流行，一个原因是作者名气有大小，第二个原因就是故事由放牛的小牧童出任主角，更具一份故事味。

当然，为了不同的需要，人们还可能利用一些历史上的原材料，来继续编撰一些新的“故事”，杨学良的《画家与牧童》，就是一个想改写旧材料，并借此来说出新意思的现代版的戴嵩牛尾巴故事。这个故事经过教材编写者的改写，全文如下：

唐朝有一位著名的画家叫戴嵩。他的画一挂出来，就有许多人观赏。看画的人没有不点头称赞的，有钱的人还争着花大价钱购买。
传说有一次戴嵩的好朋友请他做画。画什么呢？戴嵩沉思片刻，决定画一幅《斗牛图》。他一会儿浓墨淡抹，一会儿轻笔细描，很快就画成了。围观的看了纷纷称赞。
“画得太像了，画得太像了，这镇是绝妙之作•”一位商人称赞道。
“画活了，画活了，只有神笔才能画出这样的画！”一位教书先生赞扬道。
“画错啦，画错！”一个牧童挤进来喊着。这声音好像炸雷一样，大家一下子都呆住了。这时，戴嵩把牧童叫到跟前，和蔼地说：“小兄弟，我很愿意听到你的批评，请你说说什么地方画错了？”牧童指着画上的牛，:说“这牛尾巴画错了。两牛相斗的时候，全身的力气都用在角上，尾巴是夹在后腿中间的。您画的牛尾巴是翘起来的，那是牛为把躯干蚊蝇的样子。您没有检过两牛相斗的情形吧？”
戴嵩听了，感到非常惭愧。他连连拱手，说：“多谢你的指导。”

在教材的后面，编者用插图中学生发言的方式，直接提示了这个版本的戴嵩斗牛图故事的寓意：画家戴嵩虚心；牧童求真、勇敢。

除了文字水平，我们很难鉴别两类不同版本的故事的高下。既然出现了“镜子说”的苏轼版尚且出现“艺术见解陈旧”的问题，杨学良版将其转化为“虚心、勇敢与求真”的寓言，似乎也有一点存在的道理。

就我个人的观点，对于前人古文，还是尽可能不要改编为宜，如果今天学生学来还比较艰涩，那么我们可以等到学生再长大一些，能读懂文言原文了再来学习也不迟。

当然，作家与编者为了需要，仍然有改编的理由与权力，只要不将这种改编，说成是原著精神、古人意思就是。所以，此文既然标明作者是杨学良而不是苏轼，我也就能够接受这个新的故事——它既然并非是苏轼所讲的那个故事，我就没有必要以那个标准来要求这个新的故事。待将来初中时学习苏轼版的故事时，正可以借小学二年级所学到过的故事，来锲入、印证，构成互文。

但这三个版本中，无论是为了说明实践出真知，或者说戴嵩的虚心，我们都没有必要在课堂上让戴嵩画作中的牛尾巴，突兀地、有理由地翘起来。也就是说，无论是苏轼、曾敏行还是杨学良，都不会同意让他们故事中的牛，突兀地翘起尾巴来的。

当然，若从艺术的角度来改写，是能够有充足的理由写出一个新的戴嵩故事，在故事中，戴嵩画出牛尾巴翘起来，将不再是一种失误，而是一种超前的艺术观点，——这将是戴嵩牛尾巴的第N个版本。

第四，教材，或者课程层面：编者想用“它”来做什么？

郭初阳是中学的优秀教师，其文章主要是从教材的角度进行了思考，也设计了教学，但未涉及课程层面。这里仍然有必要从教材，以及教材背后的课程层面，来阅读和理解一下《画家与牧童》这篇课文。我想对于实际的日常教学而言，此一维度的理解，也许是更为重要的；而从实际的现状来看，这个维度的理解事实上又是缺失最为严重的。

听小学课，往往有一个令人莫名其妙的印象，似乎老师带着孩子们学来学去，一篇课文上了两堂课，就是为了在最后获得一个“道理”。

譬如杨学良的《画家与牧童》，似乎上过两节课，就只是为了知道“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以及“要有求真求是的精神，要敢于提出不同的见解”的道理。而如果学苏轼的《书戴嵩画牛》，则就是了为获得“艺术源于生活，实践出真知”这一正确的艺术观和真理观。

这就是典型的“教教材”——其前提是：学生读不懂这个教材，所以要老师教给他们。

而另一种在此基础上有所改进的教学观，则是“用教材教”。这种观点的另一个表述是“课文无非是些例子”，通过这些例子，或者利用这些材料，我们想要授予学生的，是听说读写的能力，以及语文的一些基本知识。而所谓知识，也与能力密切相关，譬如“意象”这一知识，就是理解诗歌的一种工具，小说三要素这一知识，就是理解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工具……又因为知识是需要渐进理解的，旧知是新知的基础，因为能力是要渐进掌握的，原有能力是新能力的基础，所以这些知识与能力应该构成一个渐进的序列，如果这个序列存在着，并能够实现，那么它也就是一个理想的“课程”（履历）。

那么在小学二年级的教材中编入《画家与牧童》，其课程用意何在？或者说，结合着小学二年级的语文教育标准，这个教材可能怎样来使用？

显然，通过此课教学，理解知道“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以及“要有求真求是的精神，敢于提出不同的见解”的道理，是一个附著于文本之上的思想目标。纵然在本单元的导读上，教材编写者写道：“从古至今，有许多品质优秀的人。有的人十分谦虚，有的人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有的人孝敬父母，关爱他人……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做品质优秀的好少年。”我们教师自己也应该认识到，这是写给学生的显性的单元主题，而在此主题背后，还应该有更为明确的有关知识与能力的目标。如果说我们在小学六年之后，将有一个达到语文高标准的“理想学生”，及一个达到基础尺度的“标准学生”，那么这个学生在语文听说读写方面的能力，以及相关思想情感方面的涵养，就是我们六年之后所要达到的标准，六年的语文教育，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在达到标准的基础上，当然可以超越）。

那么在二年级时，通过这个教材的教学，它应该指向那些目标的达成呢？

在《语文课程标准》小学一二年级的阶段目标上，除了肯定需要教学并掌握的生字、词语外，我们还可以找到可能与《画家与牧童》一课相关的如下课程目标（作为一个基础的标准，我们固然可以超越这些要求，但首先是要达到这些要求）：

(二)阅读
1.喜欢阅读，感受阅读的乐趣。
2.学习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学习默读，做到不出声，不指读。
4.借助读物中的图画阅读。
5.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际了解课文中词句的意思，在阅读中积累词语。
6.阅读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向往美好的情境，关心自然和生命，对感兴趣的人物和事件有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并乐于与人交流。
8.认识课文中出现的常用标点符号。在阅读中，体会句号，问号，感叹号所表达的不同语气。

教材编写者选择并编撰了相关的教材，就是为了提供一个平台，一些材料，帮助师生达到以上的课程及教学目标。《画家与牧童》没有必要将以上阅读目标全部纳作自己的教学目标，但显然，它首先要考虑，学生是否已经达到了以上标准。无论达到与否，教师都应该理解一个整体课程的基础上，结合学生实际，来思考具体一课的教学。

我并不认为，当前的语文课程标准已经可以作为教学的“宪法”，不容置疑与修正。但毫无疑问，它应该视为一个起始的凭据，一个可以修正的基础平台。

显然，在语文课程中，无论是二年级，还是六年级，都并没有将艺术的镜子说的辨析，纳为课程目标——牛尾巴如果一定要翘起来，一是要基础扎实到几乎不必再学具体的语言文字，二是要找到更为确凿的理由（因为这显然不是一个解读文本的过程，而是一个阅读以外的绘画艺术讲座）。

第五，教学，或者教师层面：我们最终以用“它”做了些什么？

就当前语文教学的现状来看，确实存在着太多的语文教师以“标准”为盾牌，人为地肤浅化教材与教学的倾向。因为标准既然是一个绝大多数学生都要达到的尺度，那么对教育发达地区和优秀的学生来说，在实现了这个标准之后超越这个标准，就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如此的。教学的现实永远是从孩子的实际情况开始，引领着孩子向着更高的目的地走去。

在这里有一对矛盾：教师的教，以及目标，必须高过学生此时此刻，不高过学生自学能够掌握的，课堂教学事实上也就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同时，教师的教，以及所制订的目标，又必须符合学生的实际能力，高过这个实际，一切理想的诉求，事实上都会成为课堂教学的浪费。

显然，对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利用《画家与牧童》来进行艺术认识论的辩证教学，或者不加辩证，直接传授一种表现主义的艺术观，都可能是并不恰当的。

直接将此文本与苏轼的文本进行参读，进而来探讨叙事的种种问题，也是不适时宜的。

至少当我站在贵州某小县城的小学二年级孩子时，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可能合适的，什么则是肯定并不合适的。尤其是此课的背景，是一位优秀老师用公开课的模式教学此课但效果不很理想的情况下，我们才讨论决定重上此课，探求有效教学的道路。

当时一个情况是，学生已经放学，全面布置预习已经来不及。因此，非常老实地，除了教学字词，我们将教学目标质朴地确定为：

1.通过细读课文，从具体的语句中，找出并感受戴嵩画技的高超，以及谦虚的品质，以及牧童的勇敢、求真精神；

2.依据情节，能读出不同角色的不同语气。

也就是说，因为是低段，所以特别加强了朗读，而主要目标是学习与文本相符合、与年龄相符合的文本细读。

在实际教学中，为将不同部分的教学贯穿成一个整体，采用了一个特殊的策略：利用课题，作画家与牧童的大小之辨。

在学习第一部分前，出示课题“画家与牧童”，让学生说说，在听到“画家”这个词时，想到什么，在听到“牧童”这个词时，又联想到什么。依据其结果，出示大号字体的“画家”与小号字体的“牧童”，意指学生心目中事实存在的“大画家和小牧童”。

然后，利用课文第一自然段，来学习画家之“大”（画技高，有名）：

唐朝有一位著名的画家叫戴嵩。他的画一挂出来，就有许多人观赏。看画的人没有不点头称赞的，有钱的人还争着花大价钱购买。

教师问：人们的哪些举动（行为）能够证明画家戴嵩很著名？

简单分析，主要是：1.观赏（一……就……；一挂出来，就有许多人观赏）；2.称赞（没有不；看画的人没有不点头称赞的）；3.购买（争着、大价钱；有钱的人还争着花大价钱购买）。这些文字，都紧扣住“著名”一词。

以上分析，也正是课后练习中的一道题，就这样结合着教学解决了。

然后出示课文第二部分中的第2自然段：

传说有一次戴嵩的好朋友请他作画。画什么呢？戴嵩沉思片刻，决定画一幅《斗牛图》。他一会儿浓墨涂抹，一会儿轻笔细描，很快就画成了。

这时，PPT出示李可染的《归牧图》，告诉孩子这不是戴嵩的画，是另一个大画家所画的牛，并问：仔细观察下面画中的牛，哪里用“浓墨涂抹”，哪里用“轻笔细描”？

之所以不用戴嵩的原牛而用李可染的牛，主要是因为这处教材出现了知识上的“故障”：戴嵩所画之牛，是写实的工笔之牛，不可能“一会儿浓墨涂抹，一会儿轻笔细描，很快就画成了”。但教学时又不能作这样的辨析，也没有必要作这样的辨析，出示李可染牛图，目的只在理解何谓“浓墨涂抹”，何谓“轻笔细描”。学生马上就能一一辨析：牛头牛身，是“浓墨涂抹”，牛角及牛笠等，是“轻笔细描”。

然后出示下一部分课文：

围观的人看了，纷纷夸赞。
“画得太像了，画得太像了，这真是绝妙之作！”一位商人称赞道。
“画活了，画活了，只有神笔才能画出这样的画！”一位教书先生赞扬道。
……

分角色读一读，问学生，这几句话，与前面课文中的哪几句话写的意思是一样的，学生找出来：他的画一挂出来，就有许多人观赏。看画的人没有不点头称赞的……

然后让学生猜一猜，下面会发生什么？

学生猜测之后，教师不作评析，直接出示台词，由不同颜色表示男女生不同角色的朗读，在最后，插入了“画错了”的语句，由老师来读：

围观的人看了，纷纷夸赞。
“画得太像了，画得太像了，这真是绝妙之作！”
“画活了，画活了，只有神笔才能画出这样的画！”
……
“画错啦，画错啦！”
这声音好像炸雷一样，大家一下子都呆住了。

教师读牧童的话后，马上出示原话：

“画错啦，画错啦！”一个牧童挤进来喊着。这声音好像炸雷一样，大家一下子都呆住了。

问：为什么说牧童的声音“好像炸雷一样”？

这处辨析极为重要，通过辨析，学生清楚了，好像炸雷一样不是说牧童的声音大得像炸雷，而是说牧童的话起到了炸雷一样的惊人的效果，然后，让学生把这种效果读出来。

接下来，再让学生猜一猜：戴嵩和其他人会怎么对待牧童？

这就出现了课堂上的AB剧。在学生猜测之后，先出示剧本A，这是教师依据原教材改编的：

一听到牧童的话，戴嵩就板起了脸，很不高兴。
围观的人们纷纷指责牧童，说这是谁家的小孩，如此不懂事，没有教养。戴嵩的朋友吩咐家人把牧童赶了出去。一个诗人悄悄地追了上去，问牧童：“小孩子，你为什么说那幅画画错了呢？”
牧童说：“那牛尾巴画错了。两牛相斗的时候，全身力气都用在角上，尾巴是夹在后腿中间的。刚才画的牛尾巴是翘起来的，那是牛用尾巴驱赶牛蝇的样子。因为画家没有见过两牛相斗的情形，所以就画错了。”

分角色朗读后，问：对故事中的戴嵩和牧童，你想说些什么？

简单讨论后，出示教师模仿课文插图所作的图片：

这时，PPT在出示原大写号画家小字号牧童的基础上，将之修改为小字号的“画家”，大字号的“牧童”，意指画家的不虚心（小），以及牧童的观察细致，敢于提出批评（大）。

然后，出示课文中的插图，要求学生仔细观察画面，找出画面中谁是画家谁是牧童，猜猜他们在交谈些什么，说一说：戴嵩和其他人究竟是怎么对待牧童的？

学生依据插图，能够基本判定，画家在向牧童请教。于是，就出现了课文情节发展的B剧：

这时，戴嵩把牧童叫到前面，和蔼地说：“小兄弟，我很愿意听到你的批评，请你说说什么地方画错啦？”
牧童指着画上的牛，说：“这牛尾巴画错了。两牛相斗的时候，全身力气都用在角上，尾巴是夹在后腿中间的。您画的牛尾巴是翘起来的，那是牛用尾巴驱赶牛蝇的样子。您没见过两牛相斗的情形吧？”
戴嵩听了，感到非常惭愧。他连连拱手，说：“多谢你的指教。”

然后再从“画错啦”开始，由教师与学生分角色扮演读课文，第一遍带入指示语，第二遍去掉提示语，直接读出语气，作出相关的诸如拱手等动作：

“画错啦，画错啦！”
“小兄弟，我很愿意听到你的批评，请你说说什么地方画错啦？”
“这牛尾巴画错了。两牛相斗的时候，全身力气都用在角上，尾巴是夹在后腿中间的。您画的牛尾巴是翘起来的，那是牛用尾巴驱赶牛蝇的样子。您没见过两牛相斗的情形吧？”
“多谢你的指教。”

在此基础上，再将课文全部对话结合起来，进行分角色的课文表演朗读。

最后，再回到课题——画家与牧童，这回出现的，是同样大小的画家与牧童，因为我们同时要向画家学习“虚心”，向牧童学习“敢于提出意见”。

然后，出示了戴嵩《斗牛图》，让学生仔细观察画面，尤其注意牛尾巴，说说发现了什么。学生正如在画上题诗的乾隆皇帝一样，认为戴嵩是在听了牧童的批评后改进了画牛的细节。

结论：深度解读与贴切教学

解读，可视为阅读以及阅读教学中的知性行为，也是一个读者阅读力的主要表现。在当前语文教学中，普遍缺失解读的意识，更不必说自觉的解读过程的呈现，这也正是郭初阳等人的价值所在。可以说，解读，才是真正的启蒙、自由与解放，或者说，必将带来真正的自由与解放。

对一个教师而言，解读不厌其深，教学务必贴切，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而深度解读，并不是指时下流行的多元解读、创新解读或者求深求怪的解读，而是指要尽可能用历史主义的、复杂性的眼光，对文本作一全面的观照，以理解的姿态，聆听文本的信息，理解作者及所处的时代。

无论哪个文本，深度解读都可以同时从如下维度进行解读：

题材或者主题：以《画家与牧童》而言，是科学意义上的斗牛，以及艺术上的斗牛。

作家以及时代：作品，永远是一个作家内心以及时代的曲折映射，没有人可以突破时代的皮肤而存活，如果说社会及时代是稳定的“语言系统”，那么作品就是这个语言系统中的“言语行为”；你们既可以通过作品窥视一个作家及其时代，也可以通过时代及作家生平理解作品。

叙事角度，以及文体角度：你以故事、史实、寓言不同的文体来对待这些故事时，其意义会发生微妙的转变。

政治或者道德角度：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写实主义”多少是与敬畏天命，敬畏等级，敬畏现实有关联的；而“现代主义”，则与自由、不安全相关联。

……

但是，作为语文教学的多元解读，它在符合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解读的规则的同时，还应该符合教育学与语文学科维度的规范。也就是说，对于语文教学中的文本解读，它将同时受到文学批评的规则、教育学的基本规律和语文学科特殊目的与规则、儿童心理学的限制，我们不妨将此视为语文多元解读的“界”。

教师，无论是对科学，对艺术的理解，无疑是掌握得越透彻越好的，这样，就能避免在课堂上，顺着作者也灌输起镜子说的艺术论，或者将寓言视为史实，当成真实故事来教，然后在孩子长大后，发现自己上了当。

但是，教师在教学中同样需要能够克制，不将自己个人的世界观、艺术观、道德观，简单地灌输给孩子。譬如在此课中，面对二年级的学生，就并不适合批判起达·芬奇以及戴嵩的艺术观点，并不适宜将现代艺术抬高到古典艺术之上，也并不适合作文本叙事的流变史分析。

教师确实需要一桶水，甚至是一池活水，但是，在课堂上，仍然不能将这一池春水一股脑儿地泼上去。

贴切的教学，一半来自深度的中允的解读，另一半来自对当前儿童的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