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在学校当地一家媒体实习。临近年关，接到汽车站采访“春运”的任务，没准儿是个有趣的活儿。
早晨七点多钟，我收拾妥当早早出门，赶在八点前到了市长途汽车站。趁着老师还没来，我勘察到一个有利座位儿，准能将进站的人尽收眼底。百无聊赖，捕捉几个可能有趣的采访对象吧，就这样，我的目光锁定在几个扛着麻袋的农民工身上。
打头儿进来一个中年男人，五十岁上下的样子，头发有点儿乱糟糟，他的外貌衣着我统统记不得了，只记得他挑着副担子，踉踉跄跄地往里走。这行头平时可不多见，我的目光就一路紧跟着他，从安检口往候车大厅里来。担子一头儿是他的铺盖卷，用细绳勒着缠绕了很多圈儿；另一头是一个铁皮桶，不知里面是些什么家当，还是他买回家的年货呢？我这样猜测着，眼神一刻也没有离开他。
他晃晃悠悠了几步，我只当是行李太沉重，压得这个矮小的中年人有点儿喘不过气。
一个踉跄，他摔倒在地。
我坐在那儿朝他身上望，猜测他会爬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土，憨厚地笑一笑。也暗想，待会儿可以采访采访他，这一摔正好可以写进稿子里。
时间似乎是静止了。我感觉过了好长时间，或许只有十几秒，他一动不动。这时候他的同伴开始围过来，周围的旅客也纷纷起身，检票的胖女人拨开人群，试图用手指检查他的呼吸。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他的担子被摔在一旁，裹紧铺盖的绳子在他右手上打了个死结，又硌在胳膊底下。有人试图把他的身体放平，有人给他掐住人中，有个年轻人蹲在地上为他做心肺复苏，有人拿出了手机拨通紧急电话。我半蹲下来，把勒在他手上的绳子解开，又用手机拍下了几张现场抢救的画面。这是我第一次独自面对的突发新闻。
四分钟之后，救护车赶到现场。检票的胖女人把他的铺盖和铁皮桶拎到了柜台旁边，我表明了自己的记者身份。中年男人的订票信息显示，他购买的是当天上午8:20分，由日照前往茌平的汽车票。
我回到座位上，正好能望到铁皮桶的边缘。打开手机备忘录，我把刚才发生的一幕迅速写好稿子，发给了编辑部的老师。
那天的采访很顺利，旅客们置办的年货也各种各样。有回家过年的小两口儿，给丈母娘送干鲅鱼的新女婿，探望儿女的老夫妻，也有准备回部队的子弟兵。汽车站又重新热闹起来。他们把各式年货拿给我们看，回家的喜悦溢于言表。
安检口那儿，一批一批的旅客进来，又有一批一批的旅客踏上归途。也有头发乱糟糟的人，也有三五成群的农民工，可再也没见一个挑着担子，踉踉跄跄走路的瘦小中年人。我有点儿心不在焉。
上午十点左右，老师跟医院通了电话。
他离世了。
汽车站还是一派热闹的景象，没人知道刚才发生过什么。
有个家庭，却再也等不到他们的依靠。
那天的采访真的很顺利，每个人都是喜气洋洋的样子。
他，原本还有20分钟，就可以踏上回家的旅途了。
那天的“图说春运”很成功，用了最大的版面刊发在网站的首页上。
他最终成了我稿子里的人。但是那篇新闻，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表出来。只言片语，他也没有留下。
我又记起了那只放在角落的铁皮桶，还有那副失去主人的担子。
如今，又到了实习的空档儿，最近经常有师弟师妹询问我关于实习单位的事儿，突然就想起了这段往事。说实在的，我是不愿回忆这些事情的，怕自己会陷入悲伤的气氛里挣扎。可它们总在不经意间会跳出来，告诉我：别忘了，你曾经是一名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