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那个时候，没有学前班。
小学是五年制。初中三年、高中两年。
真正的十年寒窗苦读。
小学报名的时候，家长也没有带着去。自己和村里几个同龄的小伙伴们就一起到了村小学。
就在一年级班级里，老师坐在讲台后的凳子上，我们站在旁边挨个登记。
老师简单地让每个人数数，从一数到十就可以。当然，万一不会数也没关系。但是其实，每一个孩子在报名前都已经学会了。
因为都知道要去读书报名了，要学会数数。
报名的时候，大家都带了一斤水果硬糖；本来是要分给大家的。所谓的与同学“结缘”。
但是，第一天见面，都不熟悉。我们没有交给老师，老师也没有向大家要。
所以，我和与我同桌子的本村小伙伴俩互相交换了一下。一斤水果糖最终还是我自己带回家，一个人慢慢吃完了。
我们小学在公路边，公路对面就是村委会，医务室，以及村里的一个杂货店。
当然，那时候村委叫生产大队。乡镇叫人民公社。
我们小学一共就五个班，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但是，我上学那年，还有初一、初二；好像隔了一年，初中两个班级就取消了。全部合并到了乡镇上的中学。
村小学所在地，有一个旧地名——“大坟头”。那是查家大墓地。
这里曾经出了一个有名的查姓大地主，当年号称“遮半天”。因为本地方言“遮”与姓氏“查”（zha）的发音相近。我们本地发音都是发“zhou”的音。
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本名查良镛。就是当地查姓后辈。
我们村最初叫新生大队，后来叫新伟大队。我们村不大，以前一共就七个生产小队。金庸先生老家是第七生产小队，我家是第四生产小队。
当年我们的学校地址，就在查氏坟地上。
好多次，在连续下雨天之后，操场上的地皮会塌陷，下面都是空的，望下去，里面一窟窿的水。
一年级、二年级的教室里、墙根处也会下陷。
放在现在，肯定是危房。不会允许再入住。但是当年，我们也不觉得害怕。
当年我们班有三十个人，教室里正好分成三排座位，每排五张桌子，每个桌子坐两人。
我们小队人数最多，男女加在一起有十个。
那时候，星期六上午上半天课，一周休息一天半。每天放学要打扫教室卫生。
第五小队和第七小队的同学人数最少，老师安排他们两小队的同学合并一起，星期五搞卫生。其余的各小队各自按对应的星期几，负责卫生。
我们四队就是星期四放学后清扫教室。
我安排的，每三个人负责一排桌子，多余一人擦黑板，倒垃圾。
真是人多力量大。每次都很迅速。
那时候，学费是一块四毛，书本作业本等学杂费是两块五毛。
好像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不曾变化过。
尽管这么便宜，仍旧有同学报名的时候没有交这个钱。
但是也没有关系。
老师总是在每个学期的春蚕，或者中秋蚕售卖之后，让还没有交钱的同学回去对父母说一下，尽快交上来。也不点名哪些同学还没有交。
可见养蚕业当年对江南地区的百姓，是多么的重要。真的是滋养与贴补了太多的江南地区的农家子弟。
“春蚕半年粮”这句俗语，也不是空穴来风。
我大堂哥当年在村小学当代课老师。他后来又考取了师范学校，才做的正式教师。
我读一年级报名之前，曾跟着他去学校，他是去打扫老师办公室。我帮他打扫卫生。（我小时经常跟着我堂哥，帮他做各种下手。）
清理了很多红袖章。虽然我还不认识字，但是袖章上“红小兵”早就知道了。
那个时候就是叫“红小兵”。
我一年级就当上了少先队员，我们班就五个人。我们是第一代少先队员。
尽管戴上了红领巾，大家习惯上还是叫做“红小兵”。这个称呼依旧延续了好几年，尤其在大人的嘴里。
评上少先队员，需要交两毛四分钱的红领巾费。
那天中午回家吃饭，下午要交钱的。
父母都不在家，我很着急，几乎要掉眼泪。恰巧外婆在我家做客，问我，才赶紧给我钱，安慰我。
还半带叹息半责备地说，这孩子，怎么就不开口说呢？
其实，我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脸皮薄，个性内敛的人。这应该是一个性格缺陷。
一年级当上了少先队员，二年级当上了中队长，两条杠。我们班的潘姓班长是大队长，三条杠。
记得那年全校学生在操场上集合，给每个评上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的同学戴上这个标记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佩戴在左手胳膊的袖子上。
六一儿童节的时间，天气有些热了。我们班长穿着一件背心，只能佩戴在胸口，背心前面那条窄窄的带子上。
同学们，老师们都不禁笑了起来。
当年我堂哥还兼着体育老师。
每天早上做早操，都是他带领大家喊口号做早操。
那时候没有广播，只有哨子加人工喊口号。
我堂哥在前面喊：
听从毛主席教导，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我们在下面跟着喊一遍：
听从毛主席教导，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然后就是：
原地踏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立定，稍息；立正、向左向右看齐……
第二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第一节，伸展运动；
第二节，下蹲运动；
……
好像一共有八节，最后一节是跳跃运动。
一、二年级，我的老师是“查老师”。既教语文也教数学。
当年我们学校有两个“查”姓老师，为了区分，称为“大查老师”和“小查老师”。都是本村人。
“大查老师”是校长。教我们的是“小查老师”。
二年级有一篇课文，题目是《挑担茶叶上北京》。
桑木扁担轻又轻，
我挑担茶叶上北京，
有人问我从哪里来，
我从湘江边上来。
……
送给敬爱的毛主席。
……
然后小查老师说，现在是华主席了。让我们把课本上的“毛”改成“华”。
这篇课文，我至今记忆深刻；当年小查老师让我们改这一个字的那一幕，恍然如昨，犹在眼前。
那时候，我们的课本扉页是彩色的。有一页是毛主席的像，下面一句话是：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还有一页是毛主席握着华主席的手，下面的一句话是——
“你办事我放心。”
其实那时候，很都称呼都还不一样。比如体育课还叫“军体课”；春游还叫“野营”，数学课还叫“算术”（课本的封面上也是印刷成算术）……
很有强烈的时代特色。
小查老师上课很认真。
二年级数学开始上分数。小查老师自己到杂货店买了一个一毛钱的芝麻饼。
（当年有两种芝麻饼，一种是五毛钱的，直径大概有十五厘米，俗称“五角头饼”；还有一种直径大概十厘米的，一毛钱。俗称“一角头饼。）
小查老师在课堂上，把一毛钱的芝麻饼对切开，告诉我们，把一个芝麻饼平均对切开，一样多，这就是二分之一。
然后再把对切开的，继续对切开，告诉我们，这就是四分之一。
然后再拼接回去，又是二分之一；再拼回去，又是一；又拿掉一小块，就是四分之三。
……
形象生动。
无需多言，大家瞬间明白了分数到底是咋回事。
三年级，我们换了一个老师，姓钱。他教我的时间不长，好像只有一个学期。
所以对他并无太多记忆的内容。
惟只一次，放学后我们第四生产队的同学们和第三生产队的同学，在半路上的水渠里打架。大家互相扔泥巴。
我们把水渠里的闸门板抽上来抵挡他们扔过来的泥块。
被村里的放水员看见，第二日去学校告状。
中午，钱老师让其他同学都回家吃饭了去了，我们第四生产队的男同学全部留下来，训话。
我记得当年钱老师批评我们，说我们是“盾牌兵”。因为拿了水渠闸门的木板挡泥块。
那时候，放学回家被老师留下来叫“关夜学”，中午放学被留下来叫“关饭学”。
都是一件相当丢脸的事情！
四年级开始，我们语文老师是我们本村同姓的一位老师，他儿子也是我们同班同龄。
沈老师从低年级开始也兼我们的美术课老师。但那个年代，乡村小学，这一类副课没有相应的专业老师，也不会太重视。
所以，大部分美术课都变成了文娱课，发几本卷了边的连环画，游戏棋，就算打发了。
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美术课，沈老师给我们讲故事——《狼牙山五壮士》。
那个叫绘声绘色，生动形象。
大家都听得十分认真，教室里鸦雀无声，只有沈老师在三排课桌中间的两条通道上，边讲故事，边来回地走。
有时候，讲到故事的关键一刻，还模仿故事情节里的内容，猫着腰，两手做端着枪的样子，连声音都变了调子……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沈老师的语文课。
很多次，放学回家，我们一帮孩子都是跟着沈老师沿着公路一起走回家的。
路上听沈老师讲各种课外内容。脚下是沙沙作响的石子声。
那时候的公路，还是砂石公路。
某一次讲到清朝外国人侵略我们国家。我说我知道，是“乌鸦战争”。沈老师笑着纠正道，是“鸦片战争”。
后来，他儿子也当了老师。我们本地第一中学的高中老师。据说，上历史课，讲得非常好。很出名。
我相信小沈老师的课，比他父亲还要精彩。
这也算是子承父业吧。
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一年的复式班。
那个时候突然推行试点复式班教育。就是两个班级放在一起上课。
我们五年级和二年级一起上课。
老师先给我们五年级上新课，同时安排二年级或预习，或做一些作业；待我们五年级的课上完，安排了作业，再回头去给二年级上新课。
如此往复。
说实话，我觉得很狗血。
当年出此主意的人，肯定是那群坐在办公室，不了解实际情况之人，一拍脑袋作出的决定。
五年级的时候，大查老师来给我们上语文课。我没有太多的记忆。只记得他给二年级同学上语文课，是那首《咏梅》的古诗：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但好像他后来身体原因，又换了沈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
而数学课是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小伙子，代课老师。
这个小伙子姓吴，他父亲据说也是其他小学的老师。
吴老师长得瘦高个，其实很帅。
每天骑自行车来回，天气不好的时候，就睡在教室旁边一间空的屋子里。
也没法做饭。好像记得也是买一个芝麻饼当饭吃。
他对我们很严厉。就是那种题海战术。
每天做大量的练习题试卷。他每天不停地刻蜡纸，油印试卷。
我们根本来不及做。
做错了的，还要抄定义。
一百遍、两百遍、四百遍、八百遍、一千多遍……
这不是夸张和笑话。这是当年真实存在的事物。
当然，也没有同学可以做到。
我的同桌很聪明。他对于练习试卷上的题，每次都完成。全班就他一人完成。我很好奇，他怎么来得及。
后来被吴老师发现端倪。原来他根本就没有做题，只是在后面乱写数字，当答案。
因为他吃准了老师也根本没有时间去检查对错。
他也是我们小队的，姓阮。
后来他参军入伍，考取了军校。一路顺风。聪明如他。
有一个女同学，叫“凌红莉”，据说她做作业到了晚上十一点，还没有完成，也是个实在人。
现在听到做作业到晚上十一点好像不算啥，但当年小学生做作业到晚上十一点，那几乎是天方夜谭一样的让人惊讶。
她父亲不舍得，到学校告状。吴老师才略作改正。
其实，功夫不负有心人。
那年我们小学升学考试，数学成绩，全乡那么多小学里，是最好的。
我们那时候，小学读初中也是要升学考试的，成绩达不到，不能够读初中。虽然人数不多，但也还是有。
我们小队里，就有一个女同学没能去读初中。
至今想起来真是感慨万分。
我至今也常常想起那个吴老师，因为他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岁。
也不知道现在怎样？是不是最后也变成了正式的老师？
其实整个小学阶段，最特殊的一个老师，是我们的音乐老师。
他姓徐，是一个上海知青，已经在本地结婚成家。
所有人背后都在调侃取笑他。因为他惧内怕老婆。
大家嘲笑他在家里还要“倒马桶”。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这是女人做的事情。
大概他的老婆也的确凶悍。
徐老师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皮肤白净，略带一些络腮胡子的样子，但是刮得很干净，只在脸颊上露出青色的胡茬。
我们学校有一架脚踏风琴。每当上音乐课，同学们就去老师办公室抬那架风琴。
他教我们唱歌，会先学唱谱。哆来咪发唆……
二年级的时候，全公社的小学，要去乡中心学校参加唱歌比赛。
徐老师给我们安排了二重唱。一句一句地教我们。教我们哪里开始分开唱，各自唱各自的词。声音的高低起伏。哪里开始重复唱一句，两拨人又合在一起。
然后他自己跑到教室外，远处倾听效果，要达到我们的歌声有一波又一波的声浪，而且不能杂乱。
这对于当年几乎没接触音乐的农村娃来说，太稀罕了，太难了…
但我们还是拿了一等奖。
因为我们有一个专业的音乐老师。这是王牌杀手锏。是别的学校都不具备的。
那个年代的老师，实在太稀缺了。我们小学，好像大部分都是一些代课老师。
能有徐老师这样的，从大城市来的专业老师，实在难得。且又是音乐老师。
农村，总是缺少文艺、艺术、音乐方面的资源。
能遇上徐老师，其实，是我们村小的幸事。只是大家一直都不太当一回事。
当年只道是寻常。
这是遗憾。
不知道徐老师现在是否还健在？
我们班三十个人，没有读初中的，除了我们小队的一个女同学没能考上外，还有一个女同学，因为家境原因，辍学了。
她叫“查海华”。
一、二年级，是我的同桌。她是副班长，我是学习委员。
所有关于她的记忆，均是一、二年级的事，后来的都已经淡忘。她辍学回家，此后至今，我都未曾再见过这位同学。
当年这位同学家境艰难，母亲精神有问题，疯疯癫癫，生活都难以自理，父亲大约脾气也不好。小小年纪，已经担负不少家庭事务，承担不少不该承担的责任。
记不清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某次上课，她父亲来学校把弟弟扔给她即走，大约也是生计原因，实属无奈。
她弟弟很顽皮，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动静不小，很分散她的注意力，老师有恻隐之心，允许她弟弟进教室，坐在我们中间。
当时的凳子，是两人合坐一个长条凳，她弟弟挤在我们中间。但一节四十五分钟，她弟弟熬不到下课，即不耐烦。女同学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粽子，偷偷在课桌下面剥开了，给弟弟吃，以此希望弟弟安静。
我一直记忆清晰，当年她的书包是一个红色方格子的布书包，外面一圈荷叶褶边。尤其是那个粽子，红油酱赤。
我很惊讶，居然放了这么多的酱油，颜色特别的深。
每年端午节，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小学时代的这一幕。
时常在心里起一阵的涟漪，以及唏嘘。
后来《今生今世》里读到“桑树叫人想起衣食艰难”的字句，我想，又何止是桑树，我记忆里关于乡下的大都物事，都让人觉得衣食艰难。
哪怕是这位女同学在课桌底下的粽子，都让我觉得生活艰辛。
也不知道这位女同学今夕如何？
对于那个特殊的年代，我这个年龄的七零后，并没有多少经历与回忆。
而且像我们这个社会最底层的群体，也没有多少的憎恨和厌恶。
毕竟既不是旧时代的门阀与大地主，也不是新社会的新权贵。
那些年的发生的打打杀杀，批斗革命。并不针对最底层的贫下中农。
就像当下社会的那些腐败，底层百姓轮不到，够不着，也没机会。
那些是权贵们才可以的事。
所以，记忆里，都是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大集体的好。每天放学，小伙伴们聚集在一起，要么玩中国美国的游戏，要么聚集在田野旁，看拖拉机耕田，因为不需要参与田地里的农活。
这些，到了包产到户，承包责任制之后，都变成了泡影。
也需要到田地里忙活了。
所以，比我年长几岁的堂哥表哥堂姐表姐们六零后，他们的童年比我们这一年龄段更幸福。
那时候很穷，都穷得都很快活。
因为家家户户都穷，都一样穷。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很多不快乐的因素，都来自比较，只是一种心理感觉。
2024/11/20 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