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我们遥想远古的时光机。每次站在阵容庞大的秦兵马俑前，我都不禁浮想联翩：如此鼎盛的一支军队，支撑起的是怎样一个帝国？这个原先偏处西陲的小诸侯国，在一种怎样的理念支撑下，将其余六大诸侯国一一打败，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呢？
我们无法从冷冰冰的考古报告中获知这一切，但我们还有基于零碎史料的宏大想象。是的，这就是孙皓晖先生的《大秦帝国》，六部十一卷、超过五百万字的巨著。
从公元前三百六十二年秋天、黄河西岸的少梁山地开始，孙先生用他充满激情的笔触，诉说着从那个秦献公在秦魏大战中负伤逝世、秦孝公少主即位便面临六国分秦的危机时代开始，伴随着商鞅变法的严酷与温情，沿着在诸子学说纷起而独尊法治的兴国大道，历经挫折与迂回，最终成就统一大业的故事。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商鞅、墨子、孟子、白起、鲁仲连、李斯、赵高……随着故事画卷的展开而从遥远的史书记载中粉墨登场，他们见证的不仅是秦国壮大的轨迹，同时也是那个百花齐放的中华文明初形态的最好阐释。
孙皓晖无异是崇尚变法、坚守法制的秦文明的拥护者，不过也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老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自然不是对作品真实程度的质疑，除了作者本身严谨的文史考证外，文学本来就是一种建筑于事实之上的想象。这种阅读之中的质问，其实是回应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对大秦文明的一种毫不掩饰的偏爱。然而，我们又如何能责怪作者这份偏心呢？大秦之后，中华文明的确转向于更强调礼乐教化的中庸，而忘却了那份“有功即赏，遇过即刑”的对法治的无上推崇。
其实，好的文学作品又如何忍心一再推敲挑剔？不管是刘斯奋的《白门柳》，还是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在宏大的历史叙事背后，树立的是一座流逝的民族精神丰碑。那个金戈铁马的战国时代已经过去，但那份悠长壮丽的秦风秦魂依旧是龙的传人不动的脊骨。君不见，那规整有序的兵马俑战团，依旧衣不解甲，仿佛随时等待将军，吹响继续前进的号角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