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这几年，有一本文化人写的自传风靡海峡两岸，那是由女作家齐邦媛写的《巨流河》。

其中有一节写到她在抗战期间，从重庆溯流而上，到四川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求学的经历。

几十年过去，她在台湾见到了＂国学大师＂钱穆。并告诉先生，她在乐山的武汉大学呆了三年，常听学长们说起1941年的春天，为了听钱穆先生的历史课，同学们天不见亮就打着火把，如一条条光的长龙，从斑竹湾，从高北门，从西湖塘，从竹公溪，不管是史学系的学生，还是文学系、外文系、哲学系的学生，甚至包括一些喜欢历史文化的教授，天不见亮就齐聚到月咡塘的文庙礼堂，就是为了听钱穆先生的课。

钱穆先生同样也为学生们打着火把去听他讲课感慨。他在当年写给朋友李埏的信中说，＂我来此短期讲课，一是＂中国政治研究＂，一是＂秦汉史＂。均以清晨七时起讲。听者踊跃，积日不倦。墙边窗外，骈立两小时不去者复常一二十人。青年向学之忱，弥为可感。＂

钱穆先生并不是武汉大学的教授而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他去乐山讲课纯属偶然中的必然，说来话长。

（二）

钱穆是江苏无锡人，生于1895年。高中没毕业就去做小学老师，因为喜欢历史考据，报考过北京大学，没考上。

这并不妨碍钱穆对古代历史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后来又去中学教书，这段时间，他对中国秦代以前的一段历史十分有兴趣，写了一篇《先秦诸子系年》，文章发表后，引起北京大学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注意，顾先生比钱先生大两岁，北大毕业后留校担任研究所的助教，对古代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

顾颉刚先生也是江苏人，回家探亲便去看望钱穆，一见如故。认为钱穆应该去大学工作，那个地方适合研究学问。介绍钱穆去了燕京大学，1930年，钱穆发表了《刘向歆父子年谱》，引起史学界的关注，这是一篇划时代的作品。

在此之前，以井研廖平、广东康有为为代表的经学理论家，为了变法运动寻找理论依据，康有为根据廖平的学说，以自己的方式发表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说老祖宗留下的经典很多都是伪造的，孔子本来就是有上进心和提倡民主平等的。康有为的文章中，为了批判中国历史中的荒唐记录，一剑封喉，特别举了汉代刘歆伪造古文经的事例。

从晩清到民国初期，今文经学成为历史经学考据的一大流派。在古代历史政治的学术研究站位中，陈独秀、郭沫若、傅斯年等有中西文化背景的教授是站在一边的。站在另外一边的则是王国维、顾颉刚、钱穆。

钱穆不认可康有为的研究。认真梳理考证了汉代刘向父子的年谱，指出康有为诬陷刘歆伪造古经的二十多条不白之冤，了结了一段众说纷纭的公案。

文章一经推出，结束了被康有为挑起的长达三十年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在学术界一举成名。经过顾颉刚的再次推荐，钱穆进了北京大学，成了顾颉刚的同事。

民国时期的大学，真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不问学历出身，只看真才实学。

比如梁漱溟考北大没有被录取，只因一篇研究印度哲学的文章，为校长蔡元培看重，直接聘为北大教授。

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大师陈寅恪，周游列国没有取得一张文凭，也没有发表著作，梁启超推荐他去清华大学当导师，导师是＂教授中的教授＂。校长觉得有点为难，梁任公说，＂我梁某人著作等身，还不及陈寅恪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不过是一本杂志上几百字的《与妹书》。

看来，只有大师才能认识大师。只有大师才能提携未来的大师。

（三）

北大历史系大师云集，当时主持历史系的是陈受颐教授。安排钱穆讲上古到秦汉部分的历史，让陈寅恪讲隋唐。钱穆说，我一个人可以讲全部通史。

这件事在北大引起轰动，之前的教授们都是讲断代史，比如傳斯年，正在为学生讲解秦代史。好个钱穆，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教过小学，也教过中学，他就用简单的语言把中国的历史娓娓道来，时不时用风趣幽默的语言去为中国历史画龙点晴。就像今天厦门大学的易中天教授讲课，用最平易通俗的语言讲最深刻的历史故事。

什么是大师，大师就是能够把复杂的故事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凡是说话或者写作、画画故弄玄虚的人，都是自己都还没有弄明白的人。

1938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钱穆跟随西南联大到了云南，先是在蒙自讲课。学校迁往昆明后，钱穆接受同事的建议，在滇越铁路边上租了个房子，一边上课，一边写作《国史大纲》，一本中国通史。书写完了，1939年钱穆回到苏州与家人团聚，并联系出版事谊。

为此，钱穆依据西南联大给教授们的政策，向校务长郑天挺写信，希望请假一年，却没有得到批准，郑天挺的日记中写道：＂急作书，劝其即来。＂当时主持文科工作的傅斯年也不同意，郑天挺的日记中有＂今日孟真（傅斯年字孟真）亦有信往，应该也是劝钱先生来校。＂

今天重新审视当年西南联大的往事，也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

1940年的12月，校务长郑天挺的日记里出现了，＂凡不愿任课之学者，如寅恪、宾四（钱穆）、觉明诸公，皆延主指导。＂ 1940年秋季开学，钱穆没有收到聘书。

一直到抗战胜利，北大复校回京，对于原来老北大的教授，即使没有在昆明的，原则上也考虑发聘书。钱穆没有接到北大的聘书，而在乐山的武汉大学教授朱光潜收到了让他回北京大学的聘书。

一些教授觉得不平，直接写信抗议。在校务长郑天挺的日记中有一封姚从吾（时为北大历史系主任）写给郑天挺的信：＂宾四（钱穆）与北大关系甚深。他的意见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但宾四先生究为好学深思的学者，我们自应请他回来，弟的意见，孟真（傅斯年）兄是我们系的领袖，应当把一切话都向他说明白。＂

看来，问题出在当时代理北大校长的傅斯年身上，他断了钱穆回到北大的路。这在西南联大不是个案。之前主讲《庄子》的刘文典，就是被以闻一多为主的负责人拒绝发聘书。还有热爱昆曲的联大讲师陶光，抗战胜利后也没收到返回清华或者北大的聘书，他们都留在昆明了。

钱穆先生未来的路至此增加了许多色彩，成都、乐山、再返昆明栖身五华学院、然后从江南到香港开创新亚书院。

钱穆在新亚书院的高足余英时教授，写过一副对联悼念老师，其中有两句是，一生为故国招魂，万里曾家山入梦。是对钱穆一生学术与从教的精神写照。

参考资料：齐邦媛《巨流河》

钱穆《师友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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