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我的老房子

     得知老房子已经被静安拆掉了，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这些天一闲下来就想老房子，一想起来心里就不由的难过。 离开家已经十多年了，房子也闲置了十多年。

      本来就是几间土房子，四面墙都是用土夯打起来的，屋顶也是盖了一层土，然后抹上泥巴。整个房子上没有一块砖也没有一片瓦，是地地道道的土房子，牢固和结实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又十多年没有住人。谁都知道房子一旦没有人住的话，慢慢地自行就会坍塌的。老房子目前尚未坍塌是多亏了堂弟们在照管和维护，该扫雪的时候扫雪，该抹泥的时候抹泥。尽管如此，房子要坍塌的迹象一年比一年明显。这几年我每年都要回去一次，明显看到后一次比前一次更破旧,给我灰暗的心情更增加了几分伤感。

       老房子是相对新房子而言，尤其对一个家庭来说，有了新房子才把以前的房子叫做老房子。对我这样没有一平米新房子的人来说，为什么我要把自己的那几间土房子也要称为老房子呢？因为房子被烟火熏得又黑又脏，墙壁上的泥巴掉的差不多了，看上去也很像是一座老房子，再说也已经快五十年了。一共有五间房，其中三间是父亲修的，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第一年，也就是一九六三年，那时候生活非常困难，但父亲身体强壮，材料也极其便宜，没费多少力就修成了，我就是出生在那三间房子里的。还有两间是我修的，修房子那年我十八岁，距今也有二十七八年了。尽管大木头没有花钱，砍了几棵父亲生前栽种的白杨树，细小的木料，像柳条之类家里没有，必须要到山后的杂木林里背，那时候我已经算成人了，如果没有病痛的话，也不是问题，可那时正是腿脚疼痛最严重的时期，到山后背一捆柳条就腿疼的下不来炕，得静静休息两天，隔两天背一捆，半个月才将柳条背够。好在那时候人们不出门打工，也不为了种当归拼命开荒，一到农历五六月，人们比较闲暇，互相帮忙干点活没人那么斤斤计较，二叔是木匠，工匠钱也就省了下来。修房子的过程中二叔、四叔和六叔干的最多，母亲为了让修房子的人吃到可口的饭菜，把家里仅有的一点腊肉全拿出来了，记得封顶的那天母亲还上山去折来蕨菜，给叔叔们做下酒菜。

       那年年底我有了自己的房子，不再和母亲同住一个屋子里了。除夕晚上第一次和兄弟们在我的炕上喝酒打牌，那是一件多么爽心的事。

       一想起老房子就想起冬天下过一场厚雪，除了扫雪、管管牛羊其它什么活计也不需要干，一整天便躺在母亲烧的暖烘烘的炕上看书或者写东西，看累了的时候揭开窗户纸看看院子里吃草的牛羊，和草垛上啄食的麻雀，然后又埋下头去|；一想起老房子就想起在夏天的时候，中午从地里干活回来，喝上半瓢凉水然后坐在面前的树下乘一会凉，或者把门窗全部打开，躺在炕上睡一觉，醒来后又去下地劳动了；一想起老房子就想起秋天打碾庄稼的时候，原本不大的房子里空间越来越狭小，这里放着一堆洋芋，那里堆积着几口袋粮食，白菜还没有地方可堆放，只得放在房顶上搭一个菜棚，但心里的那个充实是自不待说的。

       老房子近五十年的生命里，最有意义也最值得纪念的怕是九十年代了，九二年的六月份《金钟》就是在我的那间土房子里诞生的，老房子成了我们经常聚会活动和刻印社刊的地点。社刊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为还原我们办文学社的过程和生活，也曾到过老房，于是老房子以一种虽然贫穷落后但不甘屈服的姿态出现在大众面前。 每刻印一期社刊两三个人至少得忙一两天，有时候一直刻印到半夜。母亲抱怨我耽误了活计而嘴里在唠叨，但她心里高兴，二十多年没有白白守候，老房子里终于有了生气。母亲无法理解我们干的工作，但她知道我们干的是好事不是坏事，只是在活干不完的情况下才会抱怨我，从来没有反对我闲暇的时间看书和干文学社里的工作。每次家里来了客人她生怕挨饿或受冷，按时给我们做好饭烧好炕烧炕后才忙别的事去了。

      九九年春天母亲去世后，我也离开家到处飘荡，偶尔回去一趟，尽管看见房子上、院子里已经长满了蒿草，打开门屋子里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霉味，但哪里有心情去收拾去管，只好锁上门又匆匆离开。一个月以前进科打来电话说屋顶上草很长，漏的也很严重，让我央求堂弟们收拾一下，不然会坍塌的。知道自己短期内是回不去的，还得流浪数年，直到过几年回家时便不能住人了，思虑再三不如趁早处理掉，于是以一千五百元的价钱卖给了静安。

      房子不但有人居住和贮存东西的作用和价值，也是财产和地位的象征。尤其是商品房时代，不但有豪宅、别墅，就是大都市的一般住宅楼一平米两三万元的比比皆是，中小城市的房价也一平米好几千块钱，连最偏僻的农村的小镇子上的房子也一平米两千块钱以上，可我的五六十个平米的房子，我们父子两代人的财产才只卖了一千五百元。房子也有自己命运，和主人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最好的写照。 从现实的角度看，我做出的这个决定是对的，从情感的角度看或许是错了，但房子已经拆掉了，我再能说什么呢。

      唉，我的老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