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中央情报局计划颠覆卡斯特罗政权，他们的方案是将一支由古巴流亡分子组成的小队送到猪湾登陆。肯尼迪要求军方进行全面评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结论是：该计划有一定机会获得成功。
写下“一定机会”的人后来说道，他当时想到的成功概率为25%。可是，肯尼迪从未被告知“一切机会”意味着什么。他还以为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评估。
这是是一场彻头彻尾大灾难的行动。
解决方案是是什么呢？
模糊的思想很容易用模棱两可的语言来表达，可是当预测者不得不将“大概率”这样的词汇转化数字时，就不那么简单了，他们必须认真思考自己认知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元认知”。
训练有素的预测者更擅长识别更加细分的不确定性，正如画家比普通人更擅长辨别更不易察觉的灰度。
如果气象学家说下雨概率为70%，但最终没有下雨，他的预报就错了吗？不一定，他也说明了不下雨的概率为30%。仅凭这一次预报是不可能下结论的，确定对错的唯一方法是数百次重复运行。
一天不可能重复出现，无法判断气象学家的对错。人们通常以50%作为对应概率，如果气象预报说下雨的概率为70%，确实下雨，人们就认为预报准确，如果没有下雨，就视为不准，这种简单的错误极为寻常，经验丰富的思考者也在所难免。
要怎样回答才安全？答案是：坚持使用灵活的语言，如“一定机会”。正是由于这种不正当的激励的存在，人们喜欢弹性语言胜过刚性数字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当我们有许多预测时，一切都不同了。气象学家连续预测几个月。那我们就可以将预测绘制成图表统计出记录。这个过程被称为吻合度分析。
如果气象学家的曲线在对角线之上，说明他不自信，如果在对角线之下，说明他过于自信。
综合分析吻合度和意志，建立积分系统，这套系统由格伦布莱尔创建，称为布莱尔得分。
布莱尔得分，分数越低越好，完美积分为0，五五开或者随机猜测一个概率，得到布莱尔得分为0.5。错误程度最高的预测，例如认为某事百分之百会发生，实际上却没有，这样得到的分数是极其糟糕的2.0。
一般来说，专家分为两类：
第一类，他们的思想深受意识形态影响，他们试图用自己偏好的因果关系模板来解释复杂的问题。不适合这些模板的问题，则被视为无关的干扰因素。他们的分析总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更有可能选择不可能发生或者肯定发生，现在预测明显失败时也不肯回不改，还会告诉我们：等着瞧吧！
第二类，更加重视实际的专家，他们运用多种分析工具，可以根据自己所面对特定问题来选择工具。这些专家从尽可能多的来源收集大量信息，他们思考问题时经常转变思维，在发言中加入少量“然而”、“但是”、“尽管如此”、“另一方面”等词，他们谈论的是可能性和概率，而不是确定性。这些专家乐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改变观念。
我管大理念型专家叫刺猬，更注重兼收并蓄的专家叫做狐狸。狐狸打败了刺猬。狐狸的胜利，是吻合度和意志的双重胜利，他们具有真正的远见卓识，这是刺猬不具备的。某些刺猬的表现竟然比随机猜测还要差一点。
刺猬型预测者和我们所有人相似，首先从鼻尖视角认识事物。可是他还有他的大理念，他会一遍又一遍的运用大理念为指导，他看任何事物都要通过这副有色眼镜。
某些专家越有名气，准确性越低。刺猬在大理念的驱使下，讲述一个个逻辑严密情节简明的故事，抓住了人们的心。与狐狸相比，刺猬预测某事很绝对，这让很多受众感到满意。人们会认为不确定是令人不安的。刺猬简单自信，有损他们预见能力，但能够放松神经，这对他们的前途有利。
狐狸面对媒体时没那么轻松自如，他们缺少自信，不太可能断定，更有可能躲在“也许”的阴影下。他们的故事不容易理解，言谈中随处可见“但是”和“另一方面”。因为他们从多个角度分析问题，综合多视角作出预测，不适合在电视节目上播放，但这才是好的预测。真的，至关重要的预测。
狐狸运用多种分析方案，从多个来源挖掘信息。然后他们整合信息，形成一个结论。他们也许是独立个体，但他们所做的大体上和“群体的智慧”没有分别，他们整合不同的角度及包含在其中的信息，这个过程只发生在一个大脑中。
游戏:许多参与者猜某个位于0-100之间的数，谁猜的数最接近所有答案平均值的2/3获胜。
33？22？0？
只需要采用三个视角:第一个来自理性，第二个是有时理性有时懒惰的人的视角，第三个视角属于那些认识到前两个视角并综合运用两者来推测答案的参赛者。
在其他情形中，我们还可以通过第四个第五个甚至六个视角来提高判断的准确性，没有上限，这样看来，蜻蜓的视觉最适合用来比喻这个过程。
我们的思维习惯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在不知不觉中变化，也可以经过努力选择一种模式转变到其他模式，有狐狸型刺猬和刺猬型狐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