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轻轻握了一下萌萌的手，是有一丝怜惜、一些愧疚在里边的。李梓萌在家是长女，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她爸爸看起来很年轻，萌萌还有一个弟弟上初二。
这里不得不说说我大姐。大姐是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三年考上煤城师范的，是我们村第一个通过高考走出去的女生。在上师范之前，大姐在村小学当民办老师，我和小我一岁半的弟弟经常被大姐带到学校，被安排在角落里旁听。实际是替我父母带孩子呢，父母要到生产队干农活，小孩没地方去，只有带到教室里了。
弟弟很瘦，头大、肚子大，眼窝深陷，眼睛却炯炯有神，赤脚，穿一条裤衩。我呢，就几根黄头发，还非要扎个小辫子。有一次，二姐给我剪头发，剪短了，扎不住辫子了，我趴在地上哭，哭到昏天地暗。
在教室里旁听，大姐叮嘱我和弟弟不要说话，特别叮嘱调皮的弟弟不要捣乱，要不然就会被领导赶出教室，再也不许到学校来了！我俩自是不敢乱说乱动。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农村学校，教室里没有桌椅，用砖头泥巴垒起来的两个墩子上面放上长木板子，就是小孩的桌子，凳子都是小孩各自从自己家搬来的，教室四面漏风，冬天用白色塑料薄膜把窗户钉上，用来隔风保暖。
让大家想不到的是，当大姐的学生背诵课文还结结巴巴的时候，旁听的黄毛丫头却已经把课文背的滚瓜烂熟，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只是会背诵，认识字，却是不会写，最初大姐拿着我的手写字也写不成；当小学生还算不清加减乘除的时候，营养不良的弟弟却心算一口清，准确无误。这就是我和弟弟上学早的原因，旁听着就学会了，就跟班升级了。
大姐考上煤城师范后，就认识了同班同学的大姐夫，大姐夫相貌堂堂，书生模样。第一次去我家，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微笑着向正在村里跑着玩的我问路，我就直接带着他回家了。
大姐夫当初也是真不错，给我们兄弟姐妹们买作业本、铅笔、橡皮、文具盒之类的学习用品。
大姐毕业后，在大姐夫的斡旋下顺利留在市中心的一所中学任教；大姐夫自己进了区政府机关。
小孩子心里啥都懂，只是不说而已。大姐和大姐夫他们结婚后，有一次，暑假，大姐抱着不满周岁的外甥女回我山坡上的老家，我比外甥女只大了十岁，返回的时候，我缠着大姐，要跟大姐一起回市里，大姐没法儿，只得把我也带上了。到市里后，姐夫悄悄问大姐：“怎么把好妮儿也带来了呢？”姐说：“非要跟来不可!”没听见下文了。可是大姐夫再没有跟我说话，一脸不悦。
第二天，听说他是姐夫的哥们儿，脖子上挂了一台照相机来到大姐家，说要给外甥女照相。因为外甥女处在咿呀学语时候，还不会走路，姐夫就在门外铺了一张席子，外甥女坐在席子上，手里拿着布娃娃等玩具，各种拍。我也想照相，姐夫不搭理我，大姐也不说一句话。我当时好想哭呀，毕竟我也才十一岁，也是小孩!
自此，我对大姐夫的印象，不再像以前一样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