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快与慢》，作者丹尼尔.卡尼曼，是一名犹太人，他讲了小时候的一个故事。

卡尼曼小时候正处于二战，德国残忍迫害犹太人。德国人规定，所有犹太人的身上必须贴有代表犹太人的标志。而且规定犹太人只能在指定的时间外出，如果违反规定，就有可能被德国人杀害。

有一天，卡尼曼去好朋友家里玩，玩得太高兴，忘了时间。等他出来时，才发现已经超出了时间，他心里非常惶恐，于是把印有犹太人标志的衣服反过来穿。这时候，迎面正好过来一个德国军官，卡尼曼吓坏了，他想他要被杀了。

但奇怪的是，德国军官让卡尼曼上车，给他糖果吃，还把卡尼曼送回了家。告别时，德国军官对卡尼曼说：“他也有一个和卡尼曼一样年纪的儿子”。

这件事给卡尼曼留下深刻的印象，人是多么容易产生偏见。因为在人们印象中，德国军官就是十恶不赦的、迫害犹太人的恶魔，但我们看不到的是，在德国军官中，也存在一些富有爱心的德国人。因此，卡尼曼开始研究人的非理性，写成了《思考，快与慢》这本书，还在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奖。

卡尼曼在书中说到，我们的大脑有快和慢两种做决定的方式，常用的无意识的“系统1”依赖情感、记忆和经验迅速作出判断，它见闻广博，使我们能够迅速对眼前的情况作出反应。但系统1也很容易上当，它固守“眼见即为事实”的原则，任由损失厌恶和乐观偏见之类的错觉引导我们作出错误的选择。有意识的“系统2”通过调动注意力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并作出决定，它比较慢，不容易出错，但它很懒惰，经常走捷径，直接采纳系统1的直觉型判断结果。

比如，认为德国军官都是坏人，这不需要深入思考，就好比我们提到希特勒，不用想，肯定是恶人，这是系统一做的事；其实德国军官中也有善良的人，这是系统二做的事。在举个例子，3乘以8等于多少，你毫不费力就知道是24，这是系统一中的快思考，那我问你23乘以32等于多少，你是不是要拿出笔来算算呢，那这时就会调用系统二，也就是慢思考。

书中还提到一个定律：峰终定律。比如看一部电影。

假设电影前80%部分非常精彩，但是结尾很烂，你离开电影院的时候，就会觉得电影很烂，即便绝大部分都很精彩。

假设电影前面80%部分很烂，但结尾出奇的精彩，你离开电影院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电影还不错，即便绝大部分很烂。这就体现了人的非理性，决定电影好与坏的标准，取决了电影的结尾。再比如说，在生活中，我们总是把好吃地留在最后，也是这个道理：峰终定律。

还有一个定律：回归平均值。

卡尼曼去一所军事学校做培训，说：“表扬可以提高学员的成绩，批判反之”。这时候，有一位军官反对说：“你在胡说八道，我今天表扬一名学员，那名学员明天的成绩就会下降；相反的，有一个学员做的不好，被我大骂了一顿，第二天竟然超水平发挥”。

卡尼曼并没有直接反驳军官的观点，而是让他们做个游戏：找一个靶子，让每位军官背对着靶子，并往靶子扔硬币，每人扔两次。实验发现，那些第一次扔好的人，第二次一般都不怎么好；而那些第一次扔得很差的人，第二次往往都比第一次要好。

人的发挥时好时坏，但总体来说，人的表现趋近于一个平均值，这就是为什么原本发挥好的人，再一次表现的时候，总会差一点，因为这已经是他的巅峰水平，不可能在高了，那就只能下降。相反的，那些发挥失常的人，本来就已经是谷底了，不可能在低，那自然会上升。

此外，无论公司，还是学校，或者一些机构，总是喜欢做一些人才测试。比如，测验结果表名：张三适合做管理，李四适合做销售，王五适合做生产等等，但我们不知道的是，人是会成长的，用测试评判一个人，就相当于把人静态化了。这也是人非理性。

非理性存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有时候还会给人带来灾难。举个例子，

小明和小红是一对情侣，相识了7年，一起创业，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小红工作和生活都不顺利，情绪跌到了谷底。有一次，小红想打电话找小明聊聊天，电话刚一拨，就被小明挂掉了。小红非常生气，她的“快思考”认为，小明已经不爱她了，于是大吵了一架。

这只是一根导火线，两人越吵越凶，后来分手，一起创立的公司也破产，7年感情破裂。这就是人的非理性带来的毁灭性的破坏，如果小红用“慢思考”，稍微分析下就知道，小明挂掉电话，也许正好有重要的事情。那悲剧就可能不会发生。

《思考，快与慢》就是一本研究人非理性的经典著作，让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