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办了一个“我的写作日”(My Writing Day)专栏，邀请知名作家分享自己的写作生活。本篇译自雷蒙德·塔利斯(Raymond Tallis)的文章：《在我喜欢的小酒馆，服务员会调低我写作的那个角落里扬声器的音量。》。
塔利斯1946年生于英国利物浦，是一名职业医生，也是哲学家、诗人兼小说家。他一边从医，一边写作，出版了作品30多本，如今已七十高龄，依然笔耕不辍。他在文中谈及了自己的写作经验，以及如何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克服了嘈杂的外在环境，依然坚持创作，并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三十七年来，医疗实践、教学与研究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清醒意识。我的“创作”时间安排在早上5点至7点。之后开车去医院的间歇，正好让我从哲学思考转为门诊状态，从思考人性的本质，转为考虑该为史密斯太太或琼斯先生做些什么。我依然清晨就开始写作，在意识刚刚苏醒之时。不同的是我现在可以想写多久便写多久，尽管从耗时耗力的医疗事业中退休已达十年，至今我仍难以相信，有幸能将大部分时间投入不受干扰的写作中。
既然有这样的自由，一处替代的办公场所自然必不可少。因此我常常外出，在小酒馆或咖啡店待一整个上午或下午，那最好是个让我无法收发邮件的场所。一张明亮的桌子、一把高矮适宜的椅子、没有或几乎听不见音乐，这就是我要的全部。在我喜欢的钱德尔哈姆(Cheadle Hulme)“王之节拍”( The King’s Tap)小酒馆里，也即我写完了大部分《论时间与哀伤》的地方，服务员已经不用等我提出要求便会把我在写作的那个角落里的扬声器调低音量了。
利用空余时间抓住思想的火花，我坚持了一生的这个习惯，从早年忙乱的医疗生涯一直持续至今。因此，我的书往往从笔记本中生发，通过一个类似结晶的过程逐渐成形。终于有个暂定的书名蹦了出来，它不断发出信号，并强化探讨一个议题，或提出一系列询问。然后，这本书的结构以提出想法并阐述想法的几个章节标题的形式，穿过迷雾而来，隐隐露出了轮廓。于是有了这个从最初的刺激——某个忽如其来的联想、某句微微发亮的短语、某种扩展认知的顿悟——至完整著作的全过程。
有了后续的草稿，写作变得越来越像办公行为——完善摘要、相互参照、修订脚注等等。保罗·瓦雷希(Paul Valéry)曾言及思维过程与思想产物之间的冲突。提炼某个想法根本不同于看这个想法适合放在某本可出版书籍的哪个部分。我已经写了25年，被拒138次后才写出了受广泛认可的东西，所以我的作品将被出版这个认知不仅仅只是弥补了我从幻想到改稿之间的落差。
在公共场所写作可以检验你对“创作过程”周边可贵事物的任何偏离。我习惯了在医院嘈杂的环境中工作，能让我分心的只有电话那头大声嚷嚷的唯我主义者。他们捣糨糊式的独白具有独特的力量，能穿透刀枪不入的巴拉克拉法认知头罩(译者注：巴拉克拉法[balaclava]是一种滑雪头罩)。电脑屏幕外人性的精炼呈现一直在提醒你，“反思生命”的奢侈行为，仅有可能存在于不曾被生命严厉反思过的人、或不曾被其他人的需要无情干扰过的人之中，而不是某个应付着中风后遗症的女人，也不是那些自我意识被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划分成每10秒一个新时代的父母。
我们被写书改变，正如被读书改变。《论时间与哀伤》的写作尤其如此。作为迄今为止最雄心壮志的、即便再过十年也毫不逊色的一本书，它给我带来的改变，远远超过了之前30多本书中的任何一本。因此，等到终稿做最后一遍修改时，下一本书的种子已经在我的笔记本中萌芽了。
博尔赫斯将审美经验概括为“一种不断在逼近却从不降临的启示”，这句话对于哲学似乎也同样适用。某种实质性的东西——介于直觉与想法之间，自童年起就伴随我左右——从未言明过。我有时候怀疑，我已经被一种伪装成勤奋的懒散打败了。我应该更努力一些，在洋洋洒洒之前，停笔思考得更久一些。这种恐惧伴随着令人沮丧的精算概率笼罩着一位七十岁老人的生活。我想象着那个未言明的想法就在那里，在出版物留下的轨迹中，终有一日会出现在某个理想读者的眼前。
我的一天常常在碎纸机旁结束。我目前在整理积累了半个世纪的手稿。这些快被放烂了的纸从阁楼上得到解放，一部分进了档案夹，一部分进了回收站。每每想到这些塞满了黑色垃圾袋的意面式纸条也曾承载着旧日启示即将来临的希望与兴奋，我总是感到有些羞愧。
译/蓦然
备注：
1.此文原作者：雷蒙德·塔利斯(Raymond Tallis)。
2. 图片及原文刊登于《卫报》网站，“我的写作日”(My Writing Day)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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