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比痛恨下午五点半的国贸。
无数的人就像刚打开闸门的水，裹挟着一整累积的焦灼、烦闷和汗臭，从不同方向、不同高度、不同规格的格子间里涌到了马路上，瞬间把大北窑路口围得水泄不通。好几辆大公共像绿色的大虫子，肆意又傲慢的停在路边。中年妇女一边随便用个什么物件扇着风，一边扯着尖利的嗓子，油腻腻地喊着：十块钱一张票啊，不刷卡，要走的赶紧上车。上了车就想走？想得美！立交桥下，各色小汽车早已横七竖八头尾相接结结实实地怼在了一起，把马路变成了停车场。
还好，我不在车里，因为我压根打不到车——手机里所有的叫车服务都显示系统繁忙。我只能选择跟着导航走着去坐地铁。我安慰自己，不远不远，导航显示，距离地铁口只有1080米。坚持一下就到了。而此刻，我每走一步，我右脚的脚后跟都被皮鞋边沿啃一口，疼，很疼。
我无比痛恨自己。
放着好好的空调不吹，凉丝丝的甜西瓜不吃，跑出来参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电视节目的录制，还必须按照人家的要求化淡妆穿长裙，一坐就是两个小时。现在妆花了，腰酸了，裙子摺了，高跟鞋也造反了。我忍着晒，忍着疼，忍着各种难闻的气味，像一个落败的大尾巴狼， 在人流中绝望地拖着右脚，找寻着导航上那个看起来那么近却走死也到不了的终点。
我的样子一定弱爆了。所以，当意识到有人举着什么碰了我左胳膊一下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该死，又有人装残疾人，看我弱，来蒙我，举个破纸片让我捐十块钱是吧？我把胳膊往后撤，再一回身，定神，这才看清，举到我眼前的是一个创可贴。小姑娘两只耳朵里塞着白色的耳机，圆圆的黑镜框后面，是两个微笑着的小黑月牙。我们目光相遇，她不拔耳机，也不说话，只是嘴角扬起，手里的创可贴又朝我轻轻晃了晃。我下意识的接过来，嘴巴里的谢谢还没说出来，小姑娘已经走远了。我眼光追着她那娇小的背影，看见两个小辫子垂到颈部，在她耳朵两侧一颤一颤的。白色短袖体恤，黑色裤子，平底鞋。左肩上挂着一个墨绿色元宝型小包，一根带子在肩上，另一根却滑落下来。有一角咖色从开口处翻上来——哦，明白了，那是包的里衬，是小姑娘给我拿创可贴时带出来的！这带子也不是自己滑落的，是小姑娘打开包前放下来的！
小姑娘的身影瞬间就不见了，人群继续在我身旁穿行，喇叭照样在我身旁嘶鸣，中年女人的吆喝照样刺破耳膜。只有我，还呆在原地。要不是手中拿着的这个小小的创可贴，我甚至会怀疑这一幕是否真的发生过。它太快了，快得我都没看清小姑娘是什么脸形，单眼皮还是双眼皮，一切都突如其来，又戛然而止；它也太美了，就像一阵风一样不图回报，也像一朵云那样，纯粹干净。
回想自己一开始的误解、随后的吃惊和迟钝的反应，这一刻，我觉得自己不是弱，而是 low。那颗被长裙和高跟鞋日益磨损的心，功利，世故，自以为是而又嫌弃着一切，才是真的low爆了。
我轻轻撕开创可贴，把它对准右脚已经红肿起皮的地方，稳稳的贴好。再往前走时，脚舒服多了，整个人也轻快了。太阳不知不觉下山了，空气中有了一丝凉意。马路上的交通畅通多了。在经过了一个转弯后，我看见了国贸地铁的标志，紧挨着一个售卖冷饮的凉伞。凉伞也是墨绿色的，像一张笑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