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在开会，县里一家公司的小林打电话给我说有事要来找我，之前已经来找过我好多次了，而且我也协调科室帮他们公司解决了一些实际的困难，但有一些问题是我们部门没法解决的。上个星期县政府为此还开过专门的会议商量解决了这些事情。我内心不想接待他，不知又会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但我还是跟他说我会后与他联系。会议结束回到办公室后，我打电话给小林，告诉他我回到办公室了，随后小林和他们公司的邵总一起来到我办公室。
坐下之后，邵总就跟我谈起之前已商量好的两件事情，并表述了困难和其他的一些想法。在谈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些不耐烦，心里想这些事情不是已经谈了好多遍了吗，都协调解决了，怎样还老生常谈，赶紧办就可以了啊。随后邵总又拿出之前曾经希望我们给另一个部门确认的内容让我们是否考虑给一个函复，我一看头就大了，明明那个部门自已可以定的事情，非得让我们单位盖章（事实是涉及有些信访事项，那个部门怕挑担子），这不是明摆着万一捅出什么篓子我们单位可以帮他们垫背。而且这个事情县政府已开会协调，还非得让我们来确认回复（之前邵总为这个事情还专门找过我们一把手，也明确告诉他们这个东西让我们单位确认是不可能的）。这时我忍不住语气就变了，分贝也高了，“这个事情让我们来确认是不可能的，之前和我们一把手沟通时也跟你们明确说明我们的意见，而且上星期县里也开过会有过明确，今天还为这个事情还来找我，有什么用呢”。我越说越激动，明确告诉邵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似乎有些控制不住自已，邵总一再地跟我说过程，并希望我们理解，而我则更加地生气和不耐烦。
在那一刻，我非常激动，也明显感受到自已愤怒的情绪，身体也微微有些发抖，喉咙有些堵，头开始发麻发晕。我内心在想，你们真是有点弄不清楚，跟你们说了这么多遍了，有些问题也已经解决了，你们还在重复这些无聊的环节。明明已经跟你们说得这么清楚，你们也找过我们单位的一把手，话也说得很清楚，县里也开过会，你们还在逼我们让我们确认，怎么可能呢，你们太过人了，难道不会分析事实和真相吗，真的鄙视你们。
那一刻我内心感受到愤怒和无力，我知道他们钩起了我的情绪，小时候我被父母要求要积极地去做事情，正确地去做事情，要有明确的完成任务的目标感和方向感，如果没有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妈妈就会沉下脸给我颜色看，如果我不厌其烦的向妈妈说一件事，妈妈会不耐烦地说，知道了不要再说了，你烦不烦啊。
我发现自已有以下这些限制性信念：一是做事情一定要目标明确，一鼓作气，不要做其他无谓的琐事来影响效率；二是跟人讲话不要太啰嗦，太啰嗦会让人烦；三是我不能老是去麻烦别人，麻烦别人是很难为情的，会让人讨厌的。四是一定要成为一个能干的人，不能成为无能的人，否则就会被别人看不起。
临在后看到的真相是那都是自已的故事，那是和自已童年的伤痛在对抗，我不愿意自已去面对被妈妈指责、批评和厌烦后的伤痛。小时候，记得有一次妈妈杀了两只鸡给家人进补，妈妈是把鸡整个蒸熟之后拿到桌子上，并明确爸爸和哥哥分一只，我和妈妈分一只（我们家就四个人）。我们坐在桌上后我则迫不及待地夹鸡肉吃，忘掉了我和妈妈一只鸡的约定，在爸爸和哥哥的那个碗里夹肉吃，之后妈妈就严厉的批评我，甚至用筷子敲打我，为此爸爸和妈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件愉快的事变成了伤心的事。我非常的内疚，那都是我的错，我没有按妈妈说的做。我知道我不能犯错，妈妈跟我说过的事我必须要执行到位。
通过今天的事，我知道可调整的回应和选择是：不管小林公司或邵总曾经多少次来找我，我还是需要临在地聆听邵总把话讲完，再进行分析判断，根据自已内心的声音把真实的观点表达完，不纠缠自已观点表达之后对方的感受和对方感受对自已影响，我只负责真实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