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道君语：

有人说民国是个好的时代，旧的正过去，新的正到来，它有它独有的气质、美与时尚。

但就如春梅狐狸所言：“人们并非因为进入民国才萌发了新思潮，而是那些思潮等来了民国！”

恰如旗袍，并非因为民国旗袍才美，而是旗袍令民国更动人。

王家卫曾说过一句话：“想到此时距旗袍盛行的三、四十年代，百载未过，大街上却再也找到不到一个衣裳如此花枝招展的人，不禁感叹时代善忘。”

但与其说无旗袍，不如说无旗袍美人。因为没有哪一件衣服能改换一个人的容颜、性情、品格，旗袍如玉，人当如玉。怀念旗袍，其实是怀念那个时代的人对美，对自我的追求。

旗袍有四大派别，海派，京派，苏派，粤派。这些派别并不是以地域划分，而是美的不同风格为界，如文人的文风，既有婉约，也有豪放。

旗袍是旗人之袍，最初是满族妇女的长袍，民国时被更多女性接纳，一步一步进行了改良。

作家张爱玲，就在不断地打破旗袍之美。她年少时见到的旗袍“严冷方正，有清教徒的风格”。不过短短十年，旗袍由长变短；长袖成中袖、短袖；不开叉的旗袍，也悄悄开低衩。

在张爱玲心里，旗袍不仅要别致，更要惊人。领头做矮，天气热要做成无领、无袖、衣长至膝盖，这叫“风凉旗袍”。

要用红绿搭配，最好是淘奶奶辈的花布料做，更能在人群中一枝独秀。外国进口了镂空的织物，她们用来做“透、露、瘦”的旗袍。

但此种轻盈绝不是轻浮，而是有灵魂的美感。

宛如《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一套月白色的蝉翼纱旗袍，在经过被家人嘲讽的挣扎，她把旗袍挂在墙上，抱着裙摆，而后如释重负般索然放开。

那袭旗袍，代表着她经历变故后，内心的宁静与从容。民国时的上海，绚烂繁华，那时的美人，也无惧时代的眼光，不断做出改变自己的勇气。

海派旗袍如一颗璀璨的明珠，照耀着女性，让她们有着敢于突破自己的胆量。

京派旗袍则走上一条拙朴之路，但坚持传统，并非是人们无法接受改变，而是更注重旗袍内在的品格。

一位旗袍老师傅说：“旗袍的袍字有讲究，袍者，裹贴而不紧身。”不同于现在把旗袍放在表现形态，突出“前凸后翘”上，京派旗袍随着曲线走，却又不紧裹，略有盈盈一握，显现着稳妥。

京派旗袍用传统的平面裁剪，做好的衣裳平直宽大，有大襟，花边也较其他派别的宽，把穿着者的身体，包裹于其中。

或许有人追问，这是否过于掩饰一个人的身体美了呢？

其实裁缝师，有时还需考虑到遮蔽某些身体线条，以达到和谐，体现穿着者的修养与性情。京派旗袍追求的偏偏不是曲线美，而是内敛。

京派旗袍传承人罗三裁说：“世上没得哪件衣裳能换了江山容颜，哪怕仙人羽衣那也是凡夫千年清修的功德，还不得琴棋书画诗酒茶的慢慢打磨。旗袍如玉，美玉配美人，才是大善。”

中国人讲究风骨，京派旗袍恰恰从中体现出，中国人的骨相是一种内蕴美。

苏派旗袍在样式上与海派旗袍相差不大，但在用料很讲究，用上苏州的丝绸、软缎。民国夏梦就曾在苏州定制了一袭，后来被人收藏，乍一看普普通通还有点旧，却才发现是丝绸，在灯光下照起来，有美玉一样的光泽。

另一些苏派旗袍的领口、衣襟、袖口边缘还绣有苏绣，多是有梅、兰、竹、菊。2001年杨凡导演的电影《游园惊梦》中的翠花，就穿着一袭黛绿色旗袍，胸口处有精美的缠枝花卉绣片。

影片中这位挪着小碎步，哼着昆曲，从拙政园的月亮门出来，清风徐徐，襟上的花朵灵动似能摇曳生姿。有人坦言，苏派旗袍是“吴门画派”，将中国最传统的戏曲和旗袍合而为一。

苏派旗袍，就像是温润的流水。乍见之下平平无奇，一旦凝望，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像不断涌现的水花与惊喜，让人联想到雨巷的姑娘，游园的杜丽娘......

只是遗憾，苏派旗袍已经渐渐隐没在了岁月中，不再有太多的回音。

在广东、香港习惯称旗袍为“长衫”，2018年广东省博物馆还展出了《百年时尚：香港长衫故事》。

“长衫”一词其实是男女装通用词。民国女性意识觉醒，追求与男性同样平等的权利，将繁复的装束脱下，纷纷换上了旗袍。在港粤因为旗袍与男装长衫相似，并也将之称为“长衫”。

后来旗袍长衫就变成了女性的普通装束，她们会穿着旗袍买菜做饭，操持家务，更把长衫当作上班的日常服。旗袍样式，不是张爱玲说的“刺目玫瑰红印着粉红花朵，嫩绿叶子印着深紫”。

而是十分简约，常常是单色无图案，无绲边盘扣的长衫。只有在婚宴，或者比较重要的场合，会定制花样稍微繁杂些的旗袍，这些特称为“饮衫”。

今日香港一些学校的校服，依然是中式长衫，蓝色或白色的长衫裙、长筒白袜、黑色皮鞋。虽然不是严格的旗袍样式，但远远望着，依然让人觉得那仿佛是民国翩翩走来进步青年。

也许与出入影院，参加高档场合的名媛淑女的旗袍相比简朴之极，但流连于院校，乃至市井厨房的旗袍，却有一种俗世里的美意。

因为她们让人看见，美不仅是一种诗意，更是一种风俗。

与民国四大派旗袍相比，今日人们对旗袍的看法已然大不同。

现代人更加追求曲线美，这好不好并不容易下定论。因为有人喜欢穿高叉的旗袍显气质，有人喜欢内敛的简约，不是孰好孰坏的问题，是审美的不同。

只是不管如何，旗袍走过百年岁月，在它身上，有一些女子独立坚强，不断改变自己；有一些女子始终坚守理想；有一些则为此而明亮，哪怕是市井间的走动，也有如春光的明媚。

无论变化如何快，审美如何变化，我们都要明白美之于袍，更美之于骨，之于魂，之于自己。或许，唯有这样百年后的我们，才无愧于她们用自己的努力与坚韧，照亮了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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