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的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司马迁作《游侠列传》时引用其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哪些人是“侠”？又如何“以武犯禁”？在此，“信陵君窃符救赵”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游侠列传》是直接把战国四公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列入“游侠”行列的，因已单独写了专传而不再赘述。文中又说：“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后文所述则均是汉代的游侠。
游侠虽然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的贤者，但是儒家、墨家都不认同这些人。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关系到“侠”和“墨”的关系。比如冯友兰认为“儒、侠之对立即儒、墨之对立”、“墨出于侠”，这确实有所缘由，因为游侠的行为和墨者的行为太相像了。但不能忽视司马迁所明言“儒、墨皆排摈不载”的事实。钱穆即是认为儒墨和游侠流品各别，反对“侠即墨徒，儒墨为文武士之分”的说法。
那么，侠和墨终究有他们“贵义”的共同点，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
从九型人格的角度来看，游侠更倾向于处在一般状态下的第三型人向第九型人的解离状态，他们的行为是兵家对墨家学说的实践改造。
在《史记·魏公子列传》中，“窃符救赵”事件后，信陵君回到魏国是当了“上将军”的，后来还把秦军压制在函谷关内，“当是时，公子威震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这部《魏公子兵法》已经亡佚，后来的魏公子也因秦国的反间计而被撤了兵权。而从这些信息看来，“游侠”是企图在政治军事上建功立业，但因为身份的限制而不得施展的“兵家”，他们只能够蓄养“私剑”，成为编制之外的“散兵游勇”。
唐·理查德·里索的《九型人格》这样描述3号向9号的解离：
“第三型人完全是被迫认同自己所做的事，因此向第九型发展可以看做是摆脱无休无止的活动与企求成功意愿的一种办法。在第四层级，第三型人通常专注于发展自己的事业，万事都想做到最好，走在最前列……热衷于向他人证明自己……当担心自己会与他人疏离的焦虑出现的时候，他们便开始把自己打扮成更普通的角色，降低自己的姿态，以求与群体规范保持一致。”
战国四公子多是功高盖主的，他们有建功立业之心，但其身份却成为他们成功的障碍，以至于屡屡遭到挫折。
读战国四公子列传，有些事件在今天看来是不可理喻的。
比如孟尝君去赵国的路上被围观，遭到嘲笑，于是“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
平原君的小妾看到邻居的残疾人而大笑之，残疾人于是以“爱士贱妾”为由向平原君索要她的人头，平原君没有行动而导致门下宾客逐渐流失，最终不得不带上小妾的人头登门向残疾人谢罪，才挽回了局面！
战国四公子中信陵君、春申君的结局都不好。春申君死于政治斗争；信陵君因功高盖主遭到诽谤，自暴自弃，“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
信陵君是战国四公子中最贤者，却被现实逼得无路可走，也许正如3号向9号解离的描述：“在第六层级……以前，他们坚定有力，以目标为导向；现在却无精打采，不思进取，回避现实问题……酗酒和滥用药物开始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在司马迁看来，除了战国四公子这些“卿相之侠”，又有布衣之侠、匹夫之侠、闾巷之侠等，他们均是行侠仗义者，“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只不过儒、墨都不认同这些人，但如果说游侠的行为和墨家有什么联系，那就应该是3号兵家对9号墨家的改造。
文/似或存#《九型诸子-第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