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有一本小说，叫做《树上的男爵》。这个故事内容简单，讲的大概是一个12岁的小男孩和父亲赌气，爬上一棵树，并发誓再也不下去了。当然，如果这个淘气的小孩是你，或者是我，都不太可能写成这本书了。因为犯不着一辈子住在树上嘛，就算爬下来要挨揍，那就只能被揍几下。但卡尔维诺不这么写，所以这位主人公柯希莫就在树上生活了一辈子。他不仅看遍了地上的人生百态，还一有空就看看书，学习一下，和各类名家书信切磋，俨然是一副大师做派。所以，如果在地上做不成大师，倒可以爬上树去，试它一试。

今天读了《我的精神家园》，作者王小波。我说，王小波有几分像这个淘气鬼，住在树上的孩子。王小波生前，他的文字就一直不被主流文学认可。正如他调侃自己，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一样，沉默的大多数并不能满心欢喜地接纳他的文字。但这并不能阻碍他成为一名大师。

《我的精神家园》是王小波的一部杂文集，照他自己的话讲，他的杂文不比他的小说----“现在有种论点，认为当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杂文，这或者是事实，但我对此感到悲哀。我自己读杂文，有时还写点杂文。照我看，杂文无非是讲理，你看到理在哪里，径直一讲就可，当然，把道理讲得透彻、讲得漂亮，读起来也有种畅快淋腐的快感。但毕竟和读小说是两道劲儿。写小说则需要深得虚构之美，也需要些无中生有的才能；我更希望能把这件事做好。所以，我虽能把理讲好，但不觉得这是长处，其至觉得这是一种劣根性、需要加以克服。”但我就是爱看杂文，也是从杂文看上小波的。

知识浩如烟海！我只能取星星以装点苍穹。从万千册书中，我独挑这一本，理由是我从这里看到了小波同志的有趣，有用和有料，并且拿它来装点下脑子。下面就先来讲讲有趣。

其实说起来， 我最先开始接触的应该是小波的小说，但奈何当时年幼无知，无法领略其美，以至于在内心给小波同志打了个低分。后来，机缘巧合，又读了他的杂文，才开始视若珍宝。我相信不少看过小波文章的人会有同感----千万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阅读他的书，怕被当成个傻子。因为总经不住他的挑逗要爆笑出声。

比如说这一段，“有个故事好像是马克·吐温写的：有这么个千刁万恶的水手长，整天督着手下的水手洗甲板，擦玻璃，洗桅杆。讲卫生虽是好事，但甲板一天洗二十遍也未免过分。有一天，水手们报告说，一切都洗干净了。他老人家爬到甲板上看看，发现所有的地方都一尘不染，挑不出毛病，就说：好吧，让他们把船锚洗洗吧。整天这样洗东西，水手们有多心烦，也就不必再说了，但也无法可想：四周是汪洋大海，就算想辞活不干，也得等到船靠码头。实际上，中国的旧式家庭，对女人来说也是一条海船，而且永远也靠不了码头。你要是烦得不行，就只有跳海一途。这倒不是乱讲的，旧式女人对自杀这件事，似乎比较熟练。由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这种故事发生的场景，总是一个封闭的地方，人们在那里浪费着生命；这种故事也就带点幽囚恐怖症的意味。”这是典型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把旧式家庭比作一条海船，生活不下去了就要跳一跳海，怎么看都是一股黑色幽默味道。

还有这一段, "搞电影工作要艰苦奋斗。没报酬不叫艰苦奋斗，没油吃不叫艰苦奋斗，真正的艰苦马上就要讲到。回到队里，帮他卸下东西，我就去厨房——除了赶牛车，我还要帮厨。那天和往常一样，吃凉拌韭菜。因为没有油，只有这种吃法。我到厨房时，这道菜已经泡制好了，我就给帮着打饭打菜。那位熟悉的放映员来时、我还狠狠地给了他两勺韭菜，让他多吃一些。然后我也收拾家当，准备收摊；就在这时，放映员仁兄从外面猛冲了进来，右手扼住了自己的脖子，舌头还拖出半截，和吊死鬼一般无二。当然，他还有左手：这只于举着饭盆让我看——韭菜里有一块旧报纸。照我看这也没有什么。他问我：韭菜洗了没有，我说洗大概是洗了的，但不能保证洗得仔细。但他又问：你们队的韭菜是不是用大粪来浇？我说：大概也不会用别的东西来浇……然后才想了起来，这大概是队部的旧报纸。旧报纸上只要没有宝像，就有人扯去方便用，报纸就和粪到了一起——这样一想，我也觉得恶心起来，这顿韭菜我也没吃。可钦可佩的是，这位仁兄干呕了一阵，又去放电影了。" 说实话，看完这段话，给我留下不小的阴影，乃至在往后的几天里我都不敢吃蔬菜，生怕看到什么纸片，塑料片的。但还是不可否认小波的这个故事很有趣。

第二个故事更为典型，王小波的文字多半很糙，但话糙理不糙。照理说，这两个故事都带有很浓的悲剧色彩。比方说第二个故事，它讲的是在特殊时期，特殊工种下的特殊待遇。故事讲那个时候，流行在各个村里放流动电影，目的是要宣传教育。表面看来，放电影的活，可真是好。毕竟比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放电影可以不下地，还能摆弄一些新式机器，有人（王小波）接来送去，乐得轻松自在。但为什么小波又说搞电影工作是在艰苦奋斗。第一，放映的时候，万一电影人物头朝下，大罪； 第二，教育片，放好了没有奖，放坏了就是大不敬；第三，没有酬劳，只管饭，而且吃的饭还是添油加醋的“旧报纸”饭。以至于这位放映员后来都自己带饭，有时候来不及，就大张着嘴，吃几口西北风。

这些故事如果放在余华或者路遥笔下，保准是可以赚些眼泪水的。不是说小波同志写的没有办法赚眼泪水，但不出意外的话，多半是笑出来的。

第二点，有用。小波说自己是个文化人，是个写小说的。所以《我的精神家园》里面，也收录了一些关于写小说的内容。我觉得比较有用。

小波很喜欢杜拉斯的《情人》，他这么写：“有位作家朋友对我说，她很喜欢《情人》那种自由的叙事风格。她以为《情人》是信笔写来的，是自由发挥的结果。我的看法则相反，我认为这篇小说的每一个段落都经过精心的安排：第一次读时，你会感到极大的震撼；但再带着挑剔的眼光重读几遍，就会发现没有一段的安排经不起推敲。从全书第一句“我已经老了”，给人带来无限的沧桑感开始，到结尾的一句“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带来绝望的悲凉终，感情的变化都在准确的控制之下。叙事没有按时空的顺序展开，但有另一种逻辑作为线索，这种逻辑我把它叫做艺术——这种写法本身就是种无与伦比的创造。我对这件事很有把握，是因为我也这样写过：把小说的文件调入电脑，反复调动每一个段落，假如原来的小说足够好的话，逐渐就能找到这种线索；花上比写原稿多三到五倍的时间就能得到一篇新小说，比旧的好得没法比。事实上，《情人》也确实是这样改过，一直改到改不动，才交给出版社。《情人》这种现代经典与以往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需要更多的心血。我的作家朋友听了以后感觉有点泄气：这么写一本书，也不见得能多赚稿费，不是亏了吗？但我以为，我们一点都不亏。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杜拉斯，有了《情人》，这位作家和她的作品给我们一个范本，再写起来已经容易多了。假如没有范本，让你凭空去创造这样一种写法，那才是最困难的事。”

大概文字圈的人都能了解写稿和改稿的痛苦。斯蒂芬.金在《写作这回事》中也讲到，写文，有一稿，二稿，乃至三稿，四稿…怎么写出创意，改出新意，大概就是小波说的这样。把整部小说拆了重装，装了又拆，直到改不出什么花样为止。我也读过杜拉斯的《情人》，大概水平不到位，楞是读不出任何味道，被小波这么一点拨，更是自惭形秽。有人说，一本书就像一个种子，会长出一堆书。所以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再回头去品一品《情人》，在里面学点门道。也试着去啃一啃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备忘录》、《我们的祖先》等等。沾一沾大师们的仙气儿。

最后来讲一讲有料。我看的这一版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一共收录了80来篇杂文。每一篇杂文都至少有1-2个故事，有他自己的故事，还有书上，电影上的故事，各式各样。所以要我说，《我的精神家园》也可以叫做《王小波教你如何讲故事》。当然，我取的题目叫起来俗气，所以我们还是用《我的精神家园》。这么看来，这本书就一共讲了1-200个故事。看过《奇葩说》的人可能会有个印象，不管是犀利女王马薇薇，还是人称少爷的黄执中，他们正儿八经说道理的时候，人容易冒星星眼，而且心里也跟着默念，“大神啊大神！”但仔细看的同学不难发现，刷分最快的选手，都在那里讲故事。作为一档非典型的辩论节目，我也不知道得出这个结论对不对，但姑且就总结为，比起严丝合缝的论证，不如说一个好故事。而这些故事，也可以作为“我们的故事”。

比方说下面这个，故事讲的是王小波在国外留学时候看的一部电影，片名叫《好人先生》。这个好人先生啥方面都一般，但就是喜欢助人为乐。比如他看出了一位失业青年的表演天分，就自发地找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天天给他干活。最后磨得这个老板没法，只得尝试着用一用这个失业青年，最后发现还真是块璞玉。话还没完，第二件事是说，这个好人先生帮助一位单身母亲，这位母亲非常可爱，以至于一开始看电影都觉得这个好人先生对她有意思。但好人先生只是请这位女士唱歌，一到人多的地方更是卖力地拉着她唱。后来才发现这位女士有唱歌的天分，只是有些心理问题，以至于不敢在人前唱。所以好人先生帮助她克服了心理危机。故事的最后说的是一位寡妇，出钱找好人先生陪她。但好人先生在做好事的路途中就被一辆卡车撞死了。

这大概就是好人电影的一贯套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好故事，总要把一些好的写坏，坏的写好，这样读起来才更吊人胃口。照这个技术发展，好人总是没好报。那时候还没有冯小刚老师的影片《芳华》，如果小波看过《芳华》，可能就不用采国外电影这个名头了。我们发现，好人电影大多都是走这样的路线----好的总要变坏。

其实讲故事非常考验一个人的表达能力。在看的过程中，我也时常反问自己，如果遇上同样一件事，我会怎么讲给别人听。想了百来回，还是觉得，讲成“新闻联播”或者“朗诵课文”的几率要大一点。所以，只能先从小波的故事里面取取经。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能有趣，又有用，还有料的，可以算作人间精品了吧。所以，以上就是我爱这本书的理由，几乎每句话都能拿来细细品味的书，比起现在的一键式批发图书，确实非常难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