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换了岗位之后，进入大办公室，总是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怎样说话，不知道怎样处事，生怕一不小心就惹了谁不快，或者又被谁偷偷记了笔黑账。然而，当我一次又一次想从书中找到答案的时候，我才发现几乎所有的书里面都提到了一句话：做人，比做事重要。
这句话很奇怪，所谓的“会做人”，在中国人的心中却没有统一的标准：逢年过节，你会做人吗？领导要你办事，你会做人吗？领导要你陪吃陪喝，你会做人吗……然而，会做人的人，一定会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一定会左右逢源、上下活溜；该说的话，想好了再说，不该说的话，坚决不能说。见人要说人话，见鬼要说鬼话。
可是，不知道是天资欠缺还是悟性不够，我至今也没弄明白：到底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是坚持做自己，不与小人为伍，所谓“出淤泥而不染”？还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拼命的挤进这个圈子，然后按照所谓惯常的习惯，在这里生存下去？我不知道，也拿不准。
这一次，读《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我好像懂了一点点。
你看，初入职场的曾国藩，似乎也是“不会做人”的：咸丰初登基时，要大臣提意见，曾国藩像个愣头青，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结果得罪了大清朝所有的同事。过了一年，咸丰元年，太平军起义，曾国藩又上了《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这次直接得罪了皇帝。
这时的曾国藩，既不受领导重视，又不被同事待见，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还怎样在这个世界里活下去？
好在，曾国藩改了。他说“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晻暧，即时为小人。”可见，事无绝对，没有什么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于是，在君子和小人之见，在绝对的善与恶之间，他找到了第三条路。那就是：既不违背当时的官场规则，又不摒弃自己内心的道德操守！比如他曾吃过直言进谏的亏，后来当他悟出了广场生存之道以后就变得处处谨慎、小心，再也“不讥笑人”，甚至对于左宗棠忘恩负义都忍了下来。
同样，在对待贪污的问题，他也不像海瑞那样，因为要别人活不下去，直接搞丢了自己的小命。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了一个收受馈赠的标准，把自己收到的财务纳入一个专门的“小金库”，然后再用小金库里的钱去请人吃喝、打通关节。你看，就是这么拧巴的事情，在他身上却莫名地和谐统一了，也难怪后世人将他奉为“圣人”！
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批判和反抗，也不是只有盲从和顺服，更重要的，其实是适应和改良，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改变自己、改变生活、改变世界，这种改变，是有所坚持、有所放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个世界“活”下去，在体制的大世界和内心的小世界中并行不悖地“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