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

1

李叔同是1912年来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

这位“二十文章惊海内”，同时开拓了中国近代戏剧、音乐、美术三大领域的前卫大师异常惊艳，立刻就吸引到了比他小六岁的夏丏尊。

第一师范的老人夏丏尊心折之下，一再惊呼：

“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

他是一尊“佛像”，光彩灿然。

而李叔同对他这位后来有著名文学家、语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教育家之称的同事、小弟，同样倾心不已。

高而瘦的李叔同才气纵横，行事果断，温而厉，自有一种特殊而高华的混合气质。

稍胖的夏丏尊多愁善感，操心命，忧国忧民忧家忧友忧学生，天生的半屈原半黛玉类型。

可那时的他们在一师校园，杭州西湖，却仿佛一对情侣。多年以后，他们即便一个在天之涯，一个在地之角，一个已出家为僧，一个仍挣扎于俗世，也还是“此情绵绵”。

这样的“倾城之恋”，奇特组合，很令人费解，但或许，仅用他们的两首诗，就可解惑。

（夏丏尊）

2

李叔同当时大多住学校宿舍，而夏丏尊则在杭州弯井巷租了几间旧屋。那屋子虽破，窗前却有一株梅树，因此夏丏尊便给它起了一个极雅的名字：“小梅花屋”。

夏先生的诗一向很少有人提起，但非常不错，他当年为这小屋所作的那首《金缕曲》，句子很美，情趣毕现。

“已倦吹箫矣。走江湖，饥来驱我，嗒伤吴市。租屋三间如铤小，安顿妻孥而已。笑落魄萍踪如寄。竹屋竹窗清欲绝，有梅花慰我荒凉意，自领略枯寒呋。

此生但得三弓地。筑蜗居、梅花不种，也堪贫死。湖上青山青到眼，摇荡烟光眉际。只不是家乡山水。百事输人华发改，快商量别做收场计。何郁郁，久居此。”

这样的一个夏先生，是一生也难“别做收场计”的，熟料李叔同却反而支持，曾为他作了一首这样的《玉连环》：

“屋老，一树梅花小。住个诗人，添个新诗料。爱清闲，爱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

两个人当年经常会到西湖湖心亭品茗清谈，有时候只因为学校有所谓名流来演讲，也要逃到这里。这类事，他们是从不参加的。

多愁善感，无事不忧的夏丏尊，同时也淡泊名利，心存自然，是心灵诗人，屈原与陶渊明的合体，这一点，李叔同不但懂得，也与之相得。

君子之交在于知，在于懂，在于同，此所以当年伯牙荒野弹琴，子期一听叹为“巍巍乎志在高山”，再听叹为“洋洋乎志在流水”。李叔同、夏丏尊之交，无疑也正在一个“善哉，子之心与吾同”。

这同，是心同、意同、情趣同、志趣同、人格同，甚至也是才气同。他们因同而知，因同而懂，也因为知与懂，互相熏染，越发趋同。

这是世间少有的君子情恋，高洁深远，既是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也是嵇康的“广陵散”。

（丰子恺）

3

横跨文学、绘画两界的大师丰子恺，在13岁时，就接触到李叔同的歌了。

那一年学校组织学生宣传国货，他和同学们曾排队上街，一路高歌：

“……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呜呼，惟我大国民！……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但他那时并不知道这首风靡大江南北的《祖国歌》是谁作的，也完全想不到此人后来会成为他的授业恩师、心灵导师。

四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崇德高等小学毕业的丰子恺，应该很庆幸自己从全部录取的三所学校中，选择了省立第一师范。他也该感谢母亲，感谢命运。

把他推向两位民国大师，让他的生命，从此有了中国第一流的艺术，第一流的格调，并有了黄钟大吕、高山流水之音的，正是母亲的意愿，第一师范的吸引，和命运之手。

丰子恺初到一师，本是奔着国学、古文来的，他首先遇到的是国文老师夏丏尊。

夏先生看到学生玩狗，会说，为啥要同狗为难。看到学生花钱，会说，铜钿少用些。等学生们放假，他又会跟在后面喊，早些回来啊，勿可吃酒……

舍监很麻烦，没人愿意做，但夏先生却自告奋勇，毛遂自荐。

他的关心无处不在，学生们无论什么事都愿意找他。他也勇于承担，学生们任何合理要求，他都会说成是自己的意见，不厌其烦地，去跟校方交涉、争取。

他是丰子恺们的“妈妈老师”。

丰子恺最初并不重视艺术课，同学们也不重视，他们第一次上李叔同的课，唱着、喊着、笑着、闹着，全没当回事儿。但是等进了教室，却瞬间安静，就连最调皮的学生，也从此不敢捣蛋。

李先生早端坐在课堂上了。前额宽广，凤眼细长，鼻梁隆正，一身黑布马褂的李叔同自带威严，只一眼，就能让一切声音消失。

李叔同对艺术是严肃认真的，教学也严肃认真，他很快就用他深厚广博的学养，为学生们打开了一个艺术的、情趣的世界。

艺术课因他有了不同的滋味，艺术也因他成了一门学问，他是学生们的“爸爸老师”。

李叔同在第一师范有二大代表作，一个是丰子恺的学长，著名音乐教育家刘质平，一个就是丰子恺。

他的授徒如他本人一样传奇。

4

1912年，刘质平作出人生第一首曲子后，李叔同看过，注视许久，默然许久。刘质平正惴惴不安间，李叔同忽然起身。

“今晚八时三十五分，赴音乐教室，有话讲。”

那夜狂风大作，大雪纷飞，刘质平按时赴约，却见教室内无声无光。他以为老师没到，只好在风雪中等候。

约十分钟后，教室灯光忽然大亮，李叔同手持一表走出——这表，他平时上课时放在琴上。好，你很准时，回去吧。

准时，意味着守信，能在狂风大雪中站立那么久，说明虔诚能吃苦，而刘质平前面的作品，则说明他有天赋，足堪造就，刘质平就这样列入李叔同门墙。

没有夏先生我不会学文，没有李先生我不会学画，而丰子恺从李叔同这里看到的，则是另一种情形。

李叔同教琴，你得“还琴”，也就是你要把你学到的，弹给他听，“还”回来。

丰子恺“还琴”时，李叔同远远而立，你一旦指法不对，用错一根手指，按错一个琴键，他立刻就能知道，立刻就会让你重来。

你若一再通不过，他就会让你下次再还，直到成功为止。

李叔同是极其严厉的，但他也绝不吝啬赞美。

丰子恺因为李叔同爱上了美术，他的画很快在同学中出类拔萃，有一天晚上，李叔同忽然把他叫住。

很好，你的画进步很快，我的学生中，还没见谁有这样快速的进步！

这话仿佛神谕，后来的丰子恺说，我就是因此“大变方向”的，这句话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如果我相信算命，那它就该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关口。

李叔同一旦肯定，那就是真肯定，这就是要收徒了，聪明的丰子恺心领神会，从此就开始跟着李叔同大吃小灶，接受更严格、系统、深入的培养。

他们的师生情最初就是在这种吸引和敬畏中建立起来的，然后他们又因为心同，逐渐打破了师生界限，结成君子交。

（丰子恺画作）

5

杭州西湖湖心亭的品茗清谈很迷人，有一次，夏丏尊说，我们这种人，是应该出家做和尚的。

谁也没有想到，当初说这话的人一生尘缘难了，当初听这话的人，后来却真的做了和尚。

李叔同的决断力、行动力向来至大至强，有时候近乎荒谬，他和夏丏尊在这一点上截然不同。

那年学生宿舍丢了财物，夏丏尊无计可施，李叔同立刻出招：你去发布告，让学生自首，就说三日内无人自首，说明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

那要是感动不了，没人来呢？夏丏尊问。李叔同说，真没有，那就只有真自杀了，不然就无效力。

颇有点杀伐决断之气的李叔同后来出家，看似与那个断食事件有关，其实远不如说是早有倾向，深埋佛根。这种心的隐秘，谁也难以破解。

时间大概在1916年夏，夏丏尊有一天从一本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断食的文章，很感兴趣，立刻跟李叔同说了。

断食能够去恶德，使身心更新，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释迦、耶稣等都曾有过这种修炼呢。说者只是心向往之，而听者立刻跃跃欲试。

李叔同在周末、假期，一般都会去上海海伦路跟日本妻子团聚，但是这年年底，他经叶品三介绍，却偷偷去了虎跑寺。他在那里一住一个月，断食竟达十七天之久，开学后好几天才回来。

终于回来的李叔同自称欣欣然，就像他在《归燕》歌中说的那样：“呢喃，呢喃，呢喃，呢喃，不如归去归故山”，到此时才知道的夏丏尊惊异而不满，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自己玩？

李叔同回答，你是能说不能行的，预先让人知道，难免大惊小怪，生出波折。

夏丏尊苦笑，他大约从那时起，就预感到“大事不好”了：俗世将失一位才子，佛界当增一位高僧，他与挚友，将为一道佛墙阻隔。

（马一浮）

6

号称“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的马一浮，那时正在杭州延定巷做闲云野鹤。风声雨声难入耳，唯有读书治学。

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儒，对佛学也钻研极深，三藏十二部统统读过，还自有一个“儒佛通摄说”，这招得儒学家、国学家、佛家都拜他为大师，都将那陋巷当做宝地。

李叔同跟马一浮是老相识，只是之前并无深交，但他打断食之后，也突然开始不断往马一浮家跑。

马一浮的学问一般人懂不了，但李叔同懂，他和诗画书文冠绝一时，还精通多种文字，并后来也成为一代高僧的苏曼殊，都曾高度评价过马一浮。

苏曼殊说：马一浮无书不读，谈论娓娓，可以使人忘饥。听马一浮说话，那是不吃饭也行的。

李叔同说：马先生生而知之。假定一个人一生出来就读书，每天读两本，还能背诵，到他这个年纪，也差了太多。

李叔同说这话时，曾食指、拇指张开，表示那书就这么厚，这实在没法不让人惊为天人。

大胡子的马一浮，国学、佛学、西学之外，还精通音律，擅长书法，家有古琴，他的人格、趣味也跟李叔同相近，这未免使李叔同更加倾心，于是那之后，他就被马一浮越引越深，越引越远。

他有时候还会带着弟子丰子恺去，只不过那时的丰子恺，对那些“楞严”、“圆觉”之类，大都一头雾水，他只觉得马先生头大而圆，如果不是身体这样矮胖的话，一定负载不起。

17年下半年之后，李叔同宿舍里的经书渐渐多起来，那大多是从马一浮那里借来的。他的房间里还终于出现了一尊佛像，终日青烟袅袅、虔诚礼拜。

这年年底，李叔同又是去虎跑寺过的年，不用说，他是注定要让他那日本妻子，感受到“慈悲对世人，为何独伤我！”的蚀骨、刺心了。

7

李叔同的皈依，是在次年的正月十五，他写信给弟子刘质平说，我是受了马一浮大士的熏染。

但他那时还只是居士身份，因为他还有教期未了，丰子恺的教育没有完成，他得负责任。

夏丏尊那时候看到这种情形，懊悔不已，自责不已。

我不介绍那篇断食文章就好了。他三番五次要离开杭州，我不阻拦就好了。都是因为我，他对我的爱，早超出一般友谊之外。

李叔同那几次拒绝聘书，的确都因为夏丏尊，但他是否没了断食体验，杭州那种佛教环境，马一浮的影响，就一定不会“世味日淡”了呢？这可难说。

信仰的事不同于名利之事，夏丏尊无可奈何，他有一天心忧失去好友，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这样做居士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他哪知道李叔同早有此意，只是一直不好跟他说，这一下，李叔同算是有了借口。他以后出家成功，动不动就跟人说，幸亏我的朋友夏丏尊，此恩永不相忘。

1918年6月，李叔同完成课业，又给丰子恺找到几位好老师，终于开始行动了。

他把油画作品赠给了北京美术学校，把笔砚碑帖送给了书法家周成德，把金表、折扇、书法作品等留给夏丏尊几个，把衣物书籍留给丰子恺、刘质平几个，把玩好之物留给陈师曾……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但是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事后才知。七月二十二，李叔同在他出家的最后那晚深夜，曾点燃蜡烛，留下了他在俗的最后一副书法作品。

那是他一年前答应同事姜丹书，早该为姜丹书母亲完成的墓志铭。

德在艺先，“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李叔同如此教导弟子，也如此身体力行，他博爱光明，信守承诺，不留一丝遗憾。

李叔同写完之后，将笔一断两截，飘然而去，第二天，等姜丹书闻讯赶到时，李叔同室内只有一书一截笔一残烛，那书是“直闯魏室”的惊世之作。

李叔同倒是“私心大慰”了，可其时的夏丏尊正在上虞老家度假，他回来后才知道。夏丏尊一听就蒙了，立刻跑到虎跑寺问罪。

不是说只做居士，不出家的吗？

光头的李叔同微笑，你不是说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嘛……

夏丏尊终于无可奈何，那我吃素一年，尽力为你护法吧。他后来说，因为李叔同，他再也不敢质疑佛家，说半句“坏话”了。

8

李叔同的出家，与另一个人也多少有点关系，此人是马一浮的朋友彭逊之。

彭逊之的出家，由他跟马一浮的研究《易经》而起，他经过推算，认为只有出家才能免于忧患。他后来推算下去，还曾跑到钱塘江自杀，所幸被人救起。

马一浮认为修行不一定非要出家，他对这种出家就更加反对，只可惜苦口婆心，全无效果。

彭逊之丢下的妻儿，一直是马一浮照顾，直到他儿子长大能够自立。彭逊之自杀不成之后，无人照顾，又是马一浮自觉承担，但这些事李叔同当时并不知道。

人家是一修即悟啊，那么虔诚有行动力，李叔同只有佩服得不得了。

但是当李叔同出家的时候，马一浮就不同了，他曾亲去灵隐寺看望，并送去高僧著作，以示尊重、敬重、祝贺。

李叔同是一层层上楼的，他的心与眼睛，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有更高层次的追求，最为虔诚，自不可与一般俗人同日而语。

李叔同出家之后，云游四方，1925年曾到宁波七塔寺，当时夏丏尊也正在宁波，听说后立刻赶了过去。

李叔同名气之大，当初曾令弘祥法师不敢收他，但他此时在水云堂，却与四五十个僧人打通铺，住在下层。

破席子卷破铺盖，又黑又破的毛巾，吃的是萝卜白菜，有时还咸得要命，夏丏尊见了几乎落泪。但李叔同却甘之如饴，什么都觉得好极了。

雨天李叔同不让送饭，他说他有木屐，可以自己走着去，说得木屐好像非常了不起似的。这一切都把夏丏尊感动了。

人家说他是受苦，可我觉得在他是享乐，你没见过他吃萝卜白菜时的喜悦。

像他这样的人，是经历无量数劫种了善根的。我以前对他不安，对他负责任，不但是自寻烦恼，也是一种僭妄。

9

李叔同出家后，也把丰子恺托付给了夏丏尊。这其实是不必要的事，他主要是想让丰子恺跟夏丏尊学习日文。

丰子恺1919年毕业后，曾先与师兄刘质平等人在上海办校，后来为深造，又去日本学习了一段时间。

那是1921年，他出国前，曾专门到杭州找李叔同辞行。

而那时的夏丏尊，依然在为中国教育竭心尽力。

1919年的一师，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学生们在祭孔上与校方发生了冲突。教育厅要求开除部分学生，校长经亨颐不答应，他说学生没教好，那是教育者的责任，开除学生违背教育的宗旨，这办不到。

教育厅震怒，一再施压，经亨颐挂冠而去，于是夏丏尊等教育界名人，集体跟随辞职。

他此后先在长沙任教，后又于1921年，去了经亨颐在白马湖自办的春晖中学。那所私立学校人才济济，朱自清、朱光潜、俞平伯、刘叔琴等都在，主持日常工作的夏丏尊，之后还把弟子丰子恺请了过去。

丰子恺在日本并没有待多久。

他们当时还曾合办了一个《春晖》杂志，丰子恺的画作就是由此走出去的，民国著名的白马湖作家群，也正诞生在此时此地。

那么一大波志趣相投的风流才子，一起办教育，一起醉心艺术，一起吃酒谈天，何等惬意。丰子恺在这里不但有同道之乐，也经常得到提点，尤其是夏丏尊（他书画上的见识也是非凡的），真是如鱼得水，只可惜好景不长。

1924年，因经亨颐不在学校，夏丏尊这些开明派又因一个学生，与势力很大的保守派开战。

学生黄源戴毡帽上体育课，保守派老师不准，还要开除，这点小事因观念意气之争越闹越大，学生罢课，夏丏尊等辞职，他们那一拨随即又另择宝地。

这弄得专门来看他们的李叔同白走了一遭。

10

为教育，为理念，为学生，一再不顾自身的夏丏尊等人这次到了上海立达学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立达，来的不只是当日那些才子老师，还有大批跟随而来的学生，它无疑是白马湖理想的继续。

这一次，我们还见到了更多大师的名字：茅盾、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夏衍、陈望道、刘大白……

丰子恺作漫画，是夏丏尊怂恿的，而郑振铎的品评、推荐，则使他的漫画名气暴增，风靡全国，这是丰子恺进入中国艺术殿堂的关键时刻。

他的漫画自成一家，而他的为文，则从此得以与夏丏尊、朱自清并列，称为白马湖作家群的当头三马。

夏丏尊为培养他真是大费心血。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时寒……”这是李叔同那首脍炙人口的名作《送别》里的名句，读来怅然。

但李叔同、夏丏尊、马一浮、丰子恺四人，虽然不时零落，却并无别时之寒，他们一生都在互相遥望，互相追寻，但得只言片语，偶然一会，就可把酒尽欢。

那些年，他们书信来往不断，谁也无法忘记谁，就是出家为僧的李叔同，也不例外。

李叔同最挂念的，到底还是夏丏尊、丰子恺，1926年，李叔同一纸数字相招，夏丏尊、丰子恺立刻登上火车，赶往杭州。

去六小时，回六小时，一场短暂的见面之后，丰子恺激动万分。

“这次来杭，我在弘一师的明镜里约略照见了十年来的自己的影子了。我觉得这次好像是连续不断的乱梦中一个欠伸，使我暂离梦境；拭目一想，又好像是浮生路上的一个车站，使我得到数分钟的一个静观。”

丰子恺已经六年未见恩师了，弘一大师神力无限，仅短短一面，就让丰子恺又进了一个新的境界。

那是气象与人格的牵引、映照，大欢喜般的另类超度，除了李叔同，谁也给不了。

（丰子恺艺术展）

11

当年暑假，弘一带着弘伞忽来上海，两个大和尚忽然出现在校门外，他们是专门来看丰子恺。

这一次李叔同谈起了自己的身世。

父亲六十八岁有他，母亲在他二十六时去世，他自称二十岁到二十六岁，是他最幸福快乐的时光，之后便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直到出家。

他是庶出，五岁丧父，二十六丧母，母亲不在时，他正出去买棺木，回来时人已不在。他从此就身如飞絮，生无所寄。

这是一篇很好的小说题材，大师说完这话，当晚就去了庐山。

1926年秋后，李叔同从江西回来，有段时间一直住在丰子恺家。他给丰子恺的小屋起了个名字，叫“缘缘堂”。

那是丰子恺一连两次都抓了个缘字而起的，但意味深长。一切的一切，都是缘。

1927年秋，李叔同又来“缘缘堂”住了一个月，他为丰子恺取了一个法名“婴行”，这意味着丰子恺也皈依了佛门。

此后丰子恺出画集，马一浮寄来题词，曾说，“艺之独绝者往往超出意识之表，乃与婴儿相近”，他和李叔同都对丰子恺的为人，“心甚奇之”。

李叔同早先有名“李婴”，夏丏尊是赤子之心，马一浮也本性自然，他们哪一个不是“专气致柔复归于婴儿”？

丰子恺是李叔同俗世弟子、朋友中，唯一一个追随他，皈依佛门的人，李叔同非常欣喜，那段时间，丰子恺无疑为李叔同代言人，凡要跟李叔同见面的，都得经他递转。

带仙气的大和尚李叔同（叶圣陶语），1927年后，与弟子丰子恺最热衷的事，是弘扬佛法，宣传护生，丰子恺一系列的《护生画集》，就因此产生。

四君子其实都有参加，夏丏尊曾帮助出版、写序，马一浮也曾写过序言，不断指点、评点。

画集影响巨大，被译成十五种版本，畅销海外，但也曾遭到讥评。

理解者说悲悯，嘲讽者说荒谬，柔石曾经撰文，说丰子恺也是吃鸡蛋的，他应该画一个人吃鸡蛋，一只鸡在旁边说，我的蛋。柔石认为这是一种矛盾与欺骗。

但丰子恺回应：“掩耳盗铃”，并不伤我们的慈悲之心。

此后抗战爆发，曹聚仁也有微词，丰子恺再次回应：

护生就是护心，救护禽鸟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人不讲公理，侵犯我国，违背人道，涂毒生灵。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是为护生而抗战。

我们并非爱惜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只是不想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炸弹去虐杀无辜平民。读画集，应体会其理，不可执著其“事”。

李叔同恰也曾反复书写过此句：“学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他的解释是：“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

那些年，他一直处在忧愤之中，他的圆寂、殉教，未知是否也与此有关。

12

1928年，文化界还曾发起一场募捐，专为了李叔同。

夏丏尊、经亨颐、丰子恺、刘质平等人，因感于李叔同十多年来居无定所，太过辛苦，打算为他在白马湖修建一所常居之处。

“晚晴山房”最终在1929年夏建成，李叔同很喜欢，但他并没有常住，那违背他云游四海，传经布道的宗旨。

这十几年，四君子中只有马一浮没有动窝，就是梁漱溟、熊十力、竺可桢、陈百年等轮番来请，哪都可去，他也不为所动。

1931年，丰子恺终于有机会再次踏入大师家中。他一则是为李叔同所托，来送两块印石，一则是多年未见，心中想念。

其时李叔同已经年老体衰，按他对夏丏尊的说法，那也是诀别之意。他那时候已基本不大肯见人，因此曾告诉夏丏尊，以后有谁找你或子恺，就说我不再见客、通信。

老屋依旧，马一浮也依旧目光炯炯，笑声朗朗，这与李叔同、夏丏尊的情状迥然不同，就是与丰子恺也大不相同。

丰子恺当时因母亲去世，情绪非常低落、颓唐，还蓄起了胡须，但是他只跟马一浮谈了一个多小时，就精神大振。

出门来，丰子恺心情愉快，见一辆黄包车，价都不问，跨上去就飞奔而去。其实马先生不必跟我讲什么无常，我一见他的颜色，就心头乱麻顿开。

1933年，丰子恺再次见到马一浮，马一浮已经须发变灰，但脸上颜色依旧不改。那时的丰子恺已在老家建起一座中国风的庭院，那是新的“缘缘堂”，那三个大字正是马一浮题写的。

在家的五年，是丰子恺创作的盛产期，他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才恋恋离开。

当时马一浮已移居浙江桐庐，曾来信问他情况，他立刻追随而去。

抗战之后，以“临江多悲风，水石相荡激”遍告友人的马一浮，给了丰子恺极大的力量，他自称他的追随，是奔着有新鲜空气的地方去。

接下来，丰子恺在桐庐，与他的又一个精神导师马一浮朝夕相处达一个月之久，整天谈天说地，谈古论今，谈国学，谈文学，谈音乐，谈绘画……那简直是无所不谈。

这之前，他一小时是必得抽三四支烟的，但这时候，他常常会忘了吸。

“我的心被引入高远之境，吸烟这种低级欲望自然不会起来了。”

这莫非就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大化之境？

丰子恺本来是将马一浮比作“麟凤”，“将求麟凤向天涯”的，此后若非日寇迫近，大家只得各自逃难，他决不会离开。

但分开，不等于心不追随，而且他还有很多机会。

（马一浮书法）

13

1938年初的丰子恺，在长沙、汉口，参加了抗战文艺宣传，马一浮也终于出山，做了浙江大学的客座教授，专讲国学。

38年6月后去了桂林教学的丰子恺，还曾专门为马一浮找房子，把他接来，而39年在浙大教学的马一浮，也曾花掉二百法币，为丰子恺买房买地，要他到浙大来。只是丰子恺到达时，他已去四川，办起书院。

弘扬中国文化，抢救中国文化，这也是一种抗战，就跟郑振铎不遗余力地抢救中国古籍，避免它们失落毁坏，或者落入日本人之手一个意义。

此时的四君子真正是天涯海角，零落四方，但佛家、儒家、教育家、文学家、画家，却都在为了国家尽其所能。

大艺术家、大学问家，也一般都具有大人格。

夏丏尊1936年曾被推举为中国文艺家协会主席，这是他道德文章的一次公认。他因为没有关系，又年老体衰，抗战时期一直住在上海。

随着沦陷区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夏丏尊越来越牢骚满腹，但他还是坚持教学、写作、读书。

他教书时需要换坐电车，步行一大段，一般都是手提一个白手帕扎好的书包，端坐在闹哄哄的三等车厢。熟悉他的于在春说：“这真是一尊抗战期中艰苦文人的不朽塑像！”

狂涨的物价，使夏先生的孙子孙女相继辍学，他自己也更加困难，有一段时间，夏先生很“病态”，怀疑知识，怀疑一切。

但是当1943年冬，他被日本人逮捕时，却依旧坚韧、贵气，无论日本人如何威逼利诱，都拒绝合作。

两个多星期的“留置”，对他的摧残可想而知，这位宁死不要富贵的可敬老人，被内山完造救出后不久，就因严重的肺病，几乎不起。

1944年，留在上海的于在春也曾被捕，夏丏尊曾积极营救。他因为担心，还曾前去于在春家中探望。

老人上个二楼，都要喘息一阵才能说话，后来于在春出狱，从妻子张淑祥口中得知，唏嘘不已。

抗战胜利那晚，上海一片欢腾，谁都不知道消息从哪而来，于在春曾去找夏丏尊探问，夏丏尊说他是听罗宋人说的。

那一夜不管真假，夏丏尊都跟年轻人一样，一夜未睡，他在屋外走来走去，怎么也冷静不下来。

抗战之后，夏丏尊一度斗志重现，但很快就感到失望，被身体打垮。

夏丏尊是1946年4月23日去世的，叶圣陶曾听到他最后一句“牢骚”：“胜利，到底啥人胜利，无从说起！”

叶圣陶说，他的眼神带着他平生的悲悯，我永不能忘，丰子恺说，中国的孩子气太少了……

但是如此而去的夏先生，还先得为挚友李叔同的圆寂怅然。

14

四君子身处天涯海角，一直书信不断，三位年长的大师，始终很挂念丰子恺，丰子恺也挂念他们。

夏丏尊偶尔会说到困境，但大多数时候在骗丰子恺，说他一切尚好。他也依旧在不断地给弟子的绘画，提出高卓建议。

丰子恺在1938年还曾想供养李叔同，但李叔同婉言谢绝。在俗的夏丏尊都不肯拖累弟子，他的需要就更加无多。

1937年5月，李叔同曾到青岛弘法，淞沪之战进行得激烈时，他又曾在转去厦门途中，顺道赴上海看望了夏丏尊。之前，他早已从旁人那里仔细问过夏丏尊的情况，一句一声阿弥陀佛。

当时的上海炮声隆隆，战火纷飞，李叔同端坐念佛，镇定自如，这看得夏丏尊佩服万分，但他实在无法效仿。

那一次夏丏尊要求李叔同留照存念，李叔同答应了，夏丏尊随后给丰子恺寄去一张，这就是李叔同最常见的那张慈像。

李叔同早曾跟丰子恺说过圆寂之念，但他跟夏丏尊谈得最多。

夏丏尊曾说，万一你有不讳，我什么都不懂，怎么办？

李叔同笑，我已写好遗书，到时会交给你。若你不在，我会请你家里人电你回来，你一切照办就是。

没想到，1942年10月31日，夏丏尊还真收到一封遗书，只是上面并无交办之事。其中那句“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正是他们关系的真实写照。

李叔同晚年基本都在福建，当厦门危险时，各方都曾劝他离开，但他却只有一句：“为护法故，不怕炮弹。”

他甚至还曾说过：“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是温陵之水，于此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

李叔同其实圆寂于10月13，他给夏丏尊的信是事后而发。他先几日就开始断食，只喝开水，并另有遗书，一切托妙莲法师一人负责，无论何人，不得干涉。

但他在这期间仍旧有不少书法留下，这都是他以前答应过别人的。

大师的圆寂是中国文化界、佛教界的一件大事，各处反应极大，而夏丏尊、马一浮、丰子恺，更是悲痛万分，各有不同表现。

（李叔同纪念馆俯瞰如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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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丏尊收到遗书后即去打探，消息确定后，悲极而泣。

作挽联写悼文，这是必然之事，他还曾不顾自己的身体，接连发起了好几场纪念活动。

“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

这是夏丏尊为那本集合了文化界、佛教界八十多篇回忆文章的《弘一大师永怀录》，所作的序言中说的话。

李叔同出家后的书信基本都靠夏丏尊转寄，就连给弟子刘质平、丰子恺的也基本如此，这种情谊，这种相知，无人可以替代。

马一浮当然也曾写文悼念，这里最奇的是丰子恺。

消息传到，他没有流泪，先是眼望长空沉默许久，然后就开始为恩师画像，分送各处。此后，他为完成恩师志愿，全身心地投入护生集系列绘画。

他直到43年3月才有话语：“我的惊惶与恸哭，在确定他必死的一日之前早已在心中默默做过了。”

47年，他称恩师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自己对他崇高伟大的人格，不敢赞上一词。

48年，他说恩师是进入灵魂生活的人，学术文艺于他只是暂时的美景，连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这样的人，是不肯做本能的奴隶的，必须追求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

这完全不同于丰子恺在夏丏尊去世时，所表现出的悲痛、激愤。

“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己，又忧友，忧校，忧店，忧国，忧世……忧能伤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给忧愁材料的社会所致使，日本侵略者促成的！”

夏丏尊的追悼会有专门的治丧委员会主持，他们虽然遵照夏丏尊遗嘱，不接受任何赙赠，但却募集了一个教育基金，专门奖励在语文教育上有突出贡献的人。

这事最终虽然因物价问题没有进行到底，但“善道不孤”，却是确实。

这正如于在春所说，对于夏先生这样的人，“我们的哀挽不应该仅做到抒情便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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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四君子只剩下马一浮和丰子恺了，他们两个先在重庆相聚，然后又都返回了杭州。

49年，丰子恺曾专门去福建，拜谒过恩师圆寂之地，他50年搬到上海后，一直想做的就是为恩师建一座纪念馆。

此事佛教界本也想做，但碍于李叔同生前有遗言，不得为他的身后事募化，只好作罢。鉴于此，丰子恺决定自己做。

消息传开，叶圣陶等一大批友人、弟子、倾慕者，纷纷解囊，于是1953年9月，弘一大师舍利塔终于在杭州虎跑山建成。

落成典礼上，马一浮也冒雨赶到，他亲题塔名，还写了一首《虎跑礼塔》纪念：“……昔年亲见披衣地，今日空余绕塔行……”

以后的岁月里，丰子恺与马一浮书信不断，他每年都要去杭州看望马一浮，直到运动到来。

1965年，因广洽法师回国观光促成的那次相聚，便是他们最后一面。

马一浮去世于1967年，那时候的丰子恺什么都做不了，他直到1973年3月，才恢复自由，有了一次杭州之行。

那原本是为凭吊，但是丰子恺最终，却在快到蒋庄时停了下来。

他对弟子胡冶钧说，你去看吧，我在这等。

人已不在，这又是一场“今日空余绕塔行”，丰子恺觉得不必了。

子期亡，伯牙摔琴，无非为知音再难寻觅，丰子恺的广陵散，也从此绝矣。

这一次知交并非天涯海角，而是阴阳两隔，偶有的把酒之欢已成繁华旧梦，这应当是他们四个人的广陵绝唱，后人很难再续。

参考资料：

《丰子恺文集》、《夏丏尊文集》、《马一浮全集》、《弘一法师全集》、陈星作《君子之交：弘一大师、马一浮、夏丏尊、丰子恺交游实录》、《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及相关回忆资料文献。

文 | 九鸦

图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