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时代的缩影和象征，文学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来源于生活，文学世界实际上就是以作者个人为主体的情感投射。也正因此，与历史本事相比，文学作品有着鲜明的主观性和时代性特征，也更具有艺术价值和观感。本文尝试以《赵氏孤儿》为例，分析其故事流变，通过对其衍生的各类艺术改编作品的分析，探讨它们蕴含的时代特征以及它们各自异同之处。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还望阅者海涵。
一、其人其事
《赵氏孤儿》的故事可谓中国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创作母题，几千年光阴流转为故事增添了无数新的魅力。笔者认为，从《赵氏孤儿》的历史本事出发，追根溯源，是分析其故事流变的起点。
《赵氏孤儿》的历史本事最早见于《春秋》。“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言尽于此。与之相比，《左传》的记录更为详尽，已基本勾勒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赵衰佐晋文公成霸业，发迹。有子赵盾、赵同、赵括和赵婴，赵盾为嫡子，才能卓越。后赵衰卒，赵盾执晋政，晋灵公不悦其进谏，欲刺杀赵盾。赵盾经历多次暗杀均未亡，逃至晋国国境。至国境得知灵公被刺杀，返立新君，即晋成公。赵盾之子赵朔娶成公之女赵庄姬，家族势力膨胀。后赵庄姬与赵婴私通，因赵婴之死向晋景公进谗，诬陷赵氏谋反。景公借机打压赵氏，灭赵满门，惟赵朔之子赵武活。后在将军韩厥进言说服下，晋景公敕封赵武，归其田产。
二者的记录更倾向于晋国内部君臣权力斗争的此消彼长，而非道德层面的评判。这与先秦时期的大背景不无关系——动荡变革之时，各国明争暗斗，兄弟阋墙尔虞我诈之事司空见惯，礼崩乐坏之下伦理道德更显得无足轻重。赵氏灭门不过是君臣权力之间矛盾冲突的爆发式体现，其内里是权力的拉锯。这是大时代下的必然，权力的游戏不可能顾忌个体的生死存亡——可怜又可叹。
二、汉人之语
时移世易，《赵氏孤儿》从汉代开始呈现出与先秦迥然不同的走向。自“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至“赵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为止，《史记·赵世家》用八百多字的铺陈和勾勒，创造出屠岸贾、程婴和公孙杵臼等爱恨分明新形象，故事也在他们的推动下变为正邪忠义的道德伦理之争。
主线人物的身份立场变化是司马迁版《赵氏孤儿》的最大特点，这也直接影响了故事走向和价值取向。屠岸贾是文中最大的反派角色，灭赵氏一族、搜孤要孤时表现出的狠辣奸邪与公孙杵臼、程婴等人的舍生取义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使故事直接上升至忠义伦理层面。赵庄姬摇身一变，由与人私通的荡妇变成贤妻良母。公孙杵臼和程婴两个新登场的正面形象，一门客、一友人，一死一生，在保护、抚养赵氏遗孤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可谓忠义的化身。
实际上，大汉王朝的盛世之景，尤其是武帝治世的意气风发对民众影响极大，文学创作者的思维开拓性达到了新高度。司马迁著《史记》，“网罗天下放佚旧闻”，连街头巷尾的野史也不放过。这些民众茶余饭后的闲谈往往带有民众自我的情感和意愿，惩恶扬善一类的思想深蕴其中。这也奠定了《赵氏孤儿》日后忠奸对立、弘扬忠孝道义的基本故事框架。
汉代奉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政策，儒学思想对士人的影响尤其明显。这也解释了公孙杵臼和程婴的出现：他们舍生取义之作为，体现着儒家忠君重义思想，而献祭的悲剧精神也将由此成为故事的主旋律。可以说，司马迁版的《赵氏孤儿》已经将其历史本事中的丑恶剥离，向着理想化、纯洁化的忠奸之斗方向发展。
三、巅峰之极
将《赵氏孤儿》这一故事推向艺术巅峰的无疑是纪君祥所著的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将其与《窦娥冤》相提并论，认为其“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在笔者看来，《赵氏孤儿大报仇》实现了由文本到表演的转变，具备着鲜明的戏剧和时代特征。
与同为异族的辽金相比，蒙古军更为残暴，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压迫汉人。同一时期偏安一隅的赵宋王朝即为春秋赵武之后裔，其军事实力的羸弱不堪与元朝铁骑强悍的战斗力形成鲜明对比，南宋覆灭则使强弱对比突出到极致，加剧了民族矛盾。宋朝在思想文化领域可谓集儒学之大成，形成了一套以程朱理学为代表、严密具体的道德评价体制。重忠义气节的价值观和国仇家恨使得宋末元初的文人志士展现出空前悲剧精神。他们将“忠”与“诚”视比千金，以光复赵氏为己任，以杀身成仁的方式为自己坚持的忠义献祭。
这种忠义死节的道义观在元剧中无处不在，作者也有意用剧中正面人物环环相扣的主动死亡来突出悲剧色彩。忠良赵氏满门被屠是悲剧的起点，而后庄姬护孤自缢、将军韩厥放孤自刎、赵朔之友公孙杵臼为掩护遗孤撞阶殒命，甚至有草泽医生程婴以亲子掉包遗孤并将其抚养成人，可谓悲壮之极。而程婴由《史记》中赵氏门客到草泽医生的身份转变，以及他为掩护遗孤不惜牺牲亲子与赵氏孤儿掉包之举，则成为整部剧最具张力的设计。草泽医生，意味着程婴本无需参与这场救孤行动，实际却遭受了丧子之痛。“本应该”与“现实是”的巨大落差使程婴更具悲剧色彩，也突出了殉道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汉元两版程婴抚孤的方式：在司马迁笔下，程婴带着赵孤“俱匿山中”，“居十五年”伺机报仇；而在元剧中，程婴选择带着遗孤拜至仇人屠岸贾门下，隐藏在其心脏处伺机翻盘。这无疑又是一层隐喻：南宋败亡，南人寄人篱下却又心有不甘。在他们眼中，传统的儒学“道统”才是正统，道义和气节令他们对元人轻蔑仇恨，胸怀屈辱又时刻不忘光复赵宋王朝。这一状态投射在剧中，便有了以“隐忍”实现“复仇”的程婴和赵氏遗孤。赵氏孤儿作为赵氏仅存的血脉，已然成为正义者的理想和儒家认同的价值观的化身，成为精神祭坛般的存在。而这或许也可以解释元剧最后的“大团圆”式结局：不管是局内人的主动献祭还是局外人的牺牲隐忍，都是出于对专权奸邪的愤怒，对正义忠良的坚守；大仇得报，实则是对赵宋王朝得以光复的美好祈愿。
四、世说新语
笔者认为，在近现代众多对《赵氏孤儿》的艺术改编作品中，2003年林兆华编导、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版的话剧《赵氏孤儿》与2010年陈凯歌执导的电影《赵氏孤儿》极具代表性，二者都传达出与前人截然不同的新思考。
话剧《赵氏孤儿》对各主线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都进行了彻底的颠覆，赵盾和屠岸贾不再是单纯的善恶两方，晋灵公也并非庸君，反而是屠岸贾与赵盾之争的幕后得利者和推动者。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改变则是结局，赵氏遗孤在得知真相后并未选择报仇，反而选择了追随晋灵公。这一改变绝非偶然，时代背景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话剧创作正值新千年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评价体系受到冲击，而新制未立，于是出现了迷茫与怀疑、渴望自主选择却又不知所措的矛盾。获悉真相后否定放弃既定的复仇人生，转而选择真正的自己的人生，这其实就是编导林兆华眼中的现代人。
电影《赵氏孤儿》对传统故事和价值观的解构更为彻底，去英雄化之后的程婴身上充满着小人物的挣扎和动摇，他变得更加平凡，同时也更加真实。同样变得人性化的还有屠岸贾，他的确心狠手辣，但同时被赋予了施予爱的能力——与赵氏孤儿亲如父子的朝夕相处使其增添了有情有义的一面。这样的变化隐含着导演的内心趋向：淡化仇恨、以爱换恨。
与元剧相比，两部现代作品的改编都试图将人性的复杂与众人物糅合一处，虽然在表现上仍显稚嫩，尤其在细节上还需锤炼，但这样的尝试无疑值得肯定。
世界上最可怕又复杂的，不过人心。
五、还看今朝
在大时代下，个体都是卑微弱小的存在，个人之力对时代的撼动微乎其微。然而总有一些人，他们生于斯，却不甘在时代中浮沉。于是他们跳跃，他们呐喊，他们甘愿为自己所坚守的贡献所有，哪怕生命。
赵氏孤儿的故事其实就是如此。从古至今，故事千变万化，一代代人将情志凝注其中，从未停止。君臣权力制衡也好，正邪忠奸之斗也罢，使赵氏孤儿的故事一直焕发活力的，是改编者的精神世界。悲剧之所以为悲剧，在于极端美好的理想和极端残酷的现实之间的鸿沟，以及，即便是鸿沟，仍有前赴后继者，以献祭的姿态。
这大概是今人仍需重温《赵氏孤儿》的原因之一。
不管时代如何，不管个人力量强弱，始终藏着一颗具有献祭的悲剧精神的心，一个为之牺牲自我的信仰。
这才是属于你我的时代。
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平凡而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