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甲骨文，必然会提到殷墟发掘，但至少在隋朝，殷墟就被作为墓地使用，而且当隋人在埋葬死者时，常发现埋藏在地下的刻字甲骨。依据现代发掘出来的隋墓来看，在覆盖这些隋墓土层中，不止一次地发现许多刻字甲骨的碎片。由此，李济先生认为，在智力的发展中，都有其特定的遵循某种次序前后相接的阶段。十九世纪末，甲骨文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与其说这样的发现是偶然的，不如说是学者们不断努力的成果。在当时，清朝经学的两个学派与这个智力阶段的成熟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这两个学派分别是考据学派和金石学派（古文字学）。
考据学是指对古典版本的校勘和队重要原著的审查，而古文字学是指通过对古文字的考证重新释读经典。考据学和古文字学，在清中后期的不断发展以及乾嘉学风的兴盛，都为甲骨学的兴起和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必须提到两个人，吴大澂和王懿荣。
吴大澂（1835-1902），著名古物研究学者。1889年著《古玉图考》，这本书“没有被旧的桎梏所束缚，也未曾被他受过的学术传统所阻碍。他用清晰开放的头脑，批判了著书者对《周礼》和《古玉图谱》及其他许多著作的错误解释。他的常识指引他获得他的先辈预想不到的新的显著成果”。而早在五年前，他还出版了一部更重要的著作——《说古文籀补》（籀，zhou去声，大篆）。这是作为一个清朝经学家的中国学者在研究金石文字的基础上所撰写的第一部系统指出《说文》错误的著作。由此，金石提供的资料可以完全指出许慎《说文》的不完善。这一时期，在乾嘉学风的影响下，中国古文字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急需寻找和研究新资料和新观点的阶段，至此，千余年来《说文》加在中国知识界的桎梏已经完全松弛乃至解脱。
王懿荣，翰林院编修，著名学者、政治家。其对甲骨文的收集应该是开始于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前。至今广为流传的关于他发现甲骨文的故事是从他家的一场疟疾及当时的主治医师开出的药方（含一味叫“陈龟版”的药）开始的。故事的真实性已不可考，但由此可知王懿荣确实是第一个收藏甲骨的中国学者。根据一位笔名“汐翁”的作者写的一篇文章来看，这一年，丹徒人刘铁云客居王家私宅时发现王家所用药中含有这类刻字甲骨，并将这一情况报告给王懿荣，引起其注意，后来刘铁云四处走访寻购，得到大量文字较清晰的甲骨用于研究。后来，刘铁云著《铁云藏龟》详细记录了此事，他本人除了收藏大量甲骨以外，还将较为清晰的甲骨拓印出版，对于甲骨学具有重要的贡献价值，使之成为王懿荣身后最重要的后继者。
而在这一过程中，古董商人范维卿扮演了如蜜蜂传播般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他常年以贩卖甲骨游走于诸学者藏家之间，到后来甲骨收藏渐渐成为热潮，他为了谋取专利，刻意向人隐藏出土信息，与诸多古董商贩一起，将甲骨的价格从药用的每斤六文一直提升到每块二两银子，且大者仅两寸余。他们的存在，虽然对甲骨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但总的来说推动了甲骨学研究的发展。
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关于甲骨文最早发现的资料主要来自于董作宾。董作宾（1895~1963），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河南省南阳人。他1928年赴安阳小屯调查时，主要根据与村民的谈话获得了大量的史料，同时根据刘铁云日记、罗振玉旅行日记、明义士讲稿（所载相关资料来自范维卿本人）等资料整合成书，即《甲骨年表》，1930年出版，1937年修订再版。
由上可知，王懿荣是中国第一个认识甲骨文学术价值的人，而董作宾先生则将毕生献给了认识这些古代文字的科学研究。甲骨文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源于考据学与金石学的成就，而且直接得益于社会和智力变革的新形势。
2017年2月3日夜
于铜陵家中，读李济《安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