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西碗从来没有给过我慰藉。我像丧家之犬一样从L公司28层的高楼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跌落下来，无数的纸片围绕着我的头顶左右盘旋，又缓缓地聚拢到我的脚下，落到楼梯上。纸片上的一排排铅字变成了一根根竖起的铁钉，扎进了我的脚板，挑破了我的脚筋。

28层怎么也走不完。后悔没有乘电梯，那样就能迅速地离开这可恶的大楼，甚至可以赶上最后一班火车，离开这个杀千刀的西碗。可是我再也不想看到电梯边热情洋溢的女服务生，她们比全世界的女人都漂亮，她们像迎接恩人一样迎接我的到来，又像送亲人一样目送我离开。可这一切都是假的，她们是骗子，人面贼心。一月份我就来了，她们笑着迎接我。二月份我又来了，她们还是笑着，像蜜一样。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我以为她们迫不及待地等着我的订单呢，这是多么大的误会。还有采购部那个“四眼”，一点也不贼头贼脑，玉树临风，天天陪我下馆子，还让助手陪我东游西荡，生怕我跟别人订了合同跑了似地。可临了临了了，他从镜片后射出一道蓝光，递给我一张公文纸：期待下一次合作。

半年的努力像西碗河边冒起的水泡，破灭了。该死的三顺这会肯定站在销售部大楼的楼顶上，嚼着啤酒，磕着花生米，用高倍望远镜，得意洋洋地端详着我衣衫褴褛的样子。或者他已经拿到了东碗和北碗的全部订单，正翘着二郎腿，看着助手把我的名字从销售榜单上用漆黑的抹布拭去。孩子，我的孩子，我可爱的孩子，非常可爱的孩子，这会正扒在店外的橱窗上，眼巴巴地瞅着那架博兰斯勒钢琴，鼻子被压扁了。

天快黑了，街上的路灯亮了，散发着一层层黄色的晕光。有数不清的细小的虫子在灯前灯后转着圈，一个个被烧死了，掉下来落到我的脸上，用手一抓，就捏成了粉末。不一会儿，街道两旁无数的窗户里也亮起了灯，一个辉煌的夜城呈现了出来，但这已经不属于我，我也不知道此刻要到哪里去，回宾馆的路也忘记了。

广场舞开始了，我靠在人行道旁的一棵古老的树上，看着对面齐刷刷的红男绿女摇曳着曼妙的身姿，踩着有节奏的鼓点，“看那春光早，喧闹了枝头......”

2

“进来吧。”

我转过身去，是一个发廊，粉红色的灯散发着一丝游移的温润。她立在理发椅旁，随着飘忽的门帘，若隐若现。

水从额头流过头顶，又从头顶顺着发梢淋下来，哗啦哗啦的，洗掉了我所有的心事。我没有说话，她也不说话，只用纤细的手指揉搓着我的头发，隐约听到她微弱而均匀的气息似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我差不多睡着了，广场上喧嚣的音乐声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

她问我舒服些了吗。舒服些了，就是脚软绵绵的。她说给我按摩一下，另收钱。我不知怎么失去了抵抗力，或者我甘愿失去抵抗力，像一只温顺的绵羊，跟着她离开了发廊。穿过好几个一条比一条窄的小巷，光线一条比一条暗，七扭八拐地上到了一个偏僻的小楼。楼很破，刷了白色涂料的墙皮一块一块地掉下来，露出里面乌黑的混凝土，像一本破旧的书。房子里却别有洞天，灯光依然是粉红的暖色，在屋子正中间，若大的空间里，两排挂衣架上，悬挂着无数双排列有序的长统丝袜，白色的，肤色的，黑色的，还有说不清楚颜色和各种形状的，像日内瓦上空的万国国旗，一阵风过，袜子飘扬起来，拂到脸上，如梦他乡。

她说这是她的旗。我大吃一惊，错愕地张大了嘴，呲着，险些脱了臼。她说真是她的旗，她用她的旗打赢了数不清的战争。然后问我要什么样的旗。我刚刚接受了她的按摩，这感觉好极了，脚也不再痛了，这会儿的“四眼”、三顺、博兰斯勒钢琴，统统从脑际消失了。我就这样躺着挺好，我才不想又被谁打败呢。她像看穿了我的心思，并没有停下手上的活儿，低着头，一边干活一边说，“要不，你打败我吧。”

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回答。我从床上爬起来，看着她俊俏的脸，这时才发现她非常年轻，20岁左右，不会超过22岁。我想，不管是她打败我，还是我打败她，不都糟透了吗？

“不，这不算太糟，我无所谓，你舒服了，付钱就行。”

“你这么年轻......”

“不年轻你会来吗？还有那些许许多多的男人......会来吗？”

“干嘛只想着打败男人，或被男人打败？你不觉得这样的代价太大了吗？你完全可以换一个工作。”

“完全不可以！不玩你就走吧。”

这种坚决的语气让我无所适从，我整理了一下衣服，拿起公文包，穿过万国国旗，伤感地拉开房门，走了出去。远处市中心耀眼的灯光像花一样竞相怒放，街上车水马龙，不舍昼夜，而此处破旧的夜万籁俱寂，漆黑一团。钟楼上适时地传来钟声，拖着空旷的尾音，似在取笑我彻头彻尾的失败。我抬头望望斑驳的破墙，这本书怎么也翻不到下一页。我转过身，又回到房间里。

“怎么着，不走了？”她毫不惊讶。

我递给她钱，要求和她聊聊。只收钱不干活傻子才不愿意呢，她说。

除了偶尔给家里打一个电话、经常给家里汇一大笔钱之外，她就不再和家里联系。她父母从不知道她在哪，她爷爷奶奶也不知道她在哪，弟弟更不知道。她没有朋友，一个都没有，她从不和乡里乡亲联系，也不联系以前的同学，反而躲着，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她在这个世界上像死了一样。

“谁想死呢？狗还延残喘呢，何况人。但如果在我和我妈之间，选一个去死，该选谁？”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谁也没有说话，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或在等待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我静静地看着从窗子外吹进来的风，把两排整整齐齐的丝袜缓缓地从晾衣架的左边吹到右边，又从右边吹到左边，最后吹到了屋子的一角，摞在一起，有一条从衣架上悄然滑落下来，卷曲在地上。

她妈妈患白血病的时候，她才17岁，父亲除了种地，啥也做不了。要想妈妈活，就得自己死。

末了，她从床沿上站起来，走到屋角，捡起滑落在地上的丝袜，重新挂回衣架上，前后左右归置整齐，从属于她的旗子的缝隙里，向我探出头来，“什么死不死活不活的，你走吧。哦，忘了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事，弟弟刚刚考取了清华大学，他太牛逼了。”说完，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3

这一个晚上，我像梦游一样，从28层的高楼上走下来以后，我是怎么走进发廊的，又是怎么鬼使神差地走进她的房间，后来，又怎么从她房间里出来回到宾馆的，我全然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根本没有寻找到慰藉。

西碗从来没有给过我慰藉，哪怕是在我要离开的前一夜也没有给我一丝一毫。天未亮，我赶到火车站，买了一张去南碗的车票，那里还有另一个“四眼”在等待着我。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我站在车门旁，从公文包里取出那张判我死刑的公文纸，撕了个粉碎，丢在了西碗的风里。